李最应(1815年—1882年)，朝鲜王朝后期的王族、大臣。字良伯，号山响，封爵为兴寅君。本贯全州李氏，是南延君李球的第三子，兴宣君李昰应(后加封兴宣大院君)的胞兄，同时也是朝鲜王朝第26代君主李熙(朝鲜高宗)的伯父。高宗时出任领议政，1882年在“壬午兵变”中丧生。

　　早年经历

　　李最应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鲜纯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道光十三年(1833年，纯祖三十三年)被封为兴寅君。翌年纯祖大王薨，李最应被纯元王后金氏任命为守陵官，守护纯祖的王陵3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鲜宪宗八年)李最应被任命为冬至正使兼谢恩正使，出使中国。朝鲜哲宗年间，李最应主要在宗亲府担任闲职。当时安东金氏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李氏宗亲遭到空前的压迫，李最应与其弟兴宣君李昰应在那时十分落魄。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贞王后赵氏命李昰应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继王统，继承王位，兴寅君李最应才重新翻身。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应被任命为营建都监提调，负责景福宫重建事宜，后又历任扈卫大将、判义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职位。

　　出任宰相

　　当时兴寅君李最应的弟弟兴宣大院君摄政，但是大院君实行独裁政策，不允许任何人以裙带关系分享权力，因此李最应始终没能攀上高官。而李最应的权力欲又非常强，他在大院君执政时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禄，被形容为“厨下饥狗” [2] ，大院君又一直不给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厌恶大院君，“与其弟大院君素不协”。后来朝鲜王妃闵妃逐渐崛起，准备推翻大院君，李最应立刻投靠了闵妃，与骊兴闵氏外戚巨头闵升镐、闵谦镐过从甚密，并时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云岘宫，为闵家刺探情报。最终，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闵妃借崔益铉弹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动高宗宣布“亲政”，赶走大院君，李最应和闵家人也不断怂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布“亲政”，大院君垮台。李最应也很快恢复了扈卫大将的官职。后来李最应又协助闵妃肃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余党，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王世子，因此李最应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为左议政，成为了闵妃集团的核心人物。到光绪元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十一月，兴寅君李最应被任命为领议政，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李最应也成为朝鲜王朝五百年来极少数几个以王室宗亲身份登上领相宝座的人物。

　　执政时期

　　兴寅君李最应虽然善于夤缘，但才能着实平庸，他虽然名义上为领相，实际上却为闵奎镐、闵谦镐等闵姓外戚控制，自己毫无主见。李最应担任领议政没多久，就发生了日本军舰进入江华岛、以追究“云扬号事件”为由强迫朝鲜缔约的事件。此时朝鲜国内舆论沸腾，朝中也立即分化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两派，争论不休。李最应身为领议政，在议政府会议时却显得唯唯诺诺，优柔寡断，有人要求与日本一战，李最应说“唯”，有人要求主和，李最应又说“唯”，有人说先与日本一战，不胜则讲和，李最应还是说“唯”，因此李最应获得了“唯唯政丞”的绰号。但是李最应最终还是秉承闵妃旨意，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条款，与之签订《江华条约》，这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李最应早就要求与日本修好，他对于当时与日本的“书契相持”问题(大院君时代拒绝接受日本明治政府带有“皇”、“敕”的字样的国书，导致朝日关系紧张)有这样的论述：“彼书中数个字，不过是渠国臣子自尊之称，于我乎何损之有哉?交邻文字之不有谦恭，其曲在于彼，而其妄又在于彼矣。积年相持，阻我怀绥之意则还涉自侮，亦缺诚信”，因此主张“原书契令该府使直为捧纳朝廷，其答其斥，明正处分，在我事体，恐为允当”，即接受日本国书。而他在讨论会议上唯唯诺诺的行径不过是耍左右逢源、苟合取容的把戏罢了。此外，李最应文化水平也比较低下，科举由他他主考时，无法辨别文章的好坏，只能靠抽签来录取，因此没有学问的人听到他主考的消息时额手称庆。 就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做了领议政，自然让大院君更加愤怒。就在李最应被任命为领议政之后几日，他的宅邸就遭人纵火，事后查出“火贼”为大院君的亲信申哲均，也是去年在景福宫纵火和送炸弹炸死闵升镐一家的主谋。因此兄弟二人的仇隙也就更深了。

　　李最应最引起众怒的是镇压辛巳斥邪运动。原来光绪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修信使金宏集从日本带来清朝驻日参赞黄遵宪所撰的小册子《朝鲜策略》，主张朝鲜对内接受西方先进科技，实行改革;对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抵制俄国的南下。领议政李最应看了之后深表赞同，称：“彼人(指黄遵宪)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对于《朝鲜策略》中之结日、联美、防俄为“甚有所见而然也”。甚至说“大抵洋船入境，辄以邪学(指天主教等洋教)为藉口之说。则洋人之入住中原，未闻中原之人皆为邪学也。”故要求高宗国王打定主意(“惟冀圣衷之牢定矣”)，采纳黄遵宪之说。但是《朝鲜策略》在朝鲜披露以后，却引起了广大儒生的强烈反对，以李晚孙为首的300多名庆尚道儒生上“万人疏”，坚决反对接受西方文物以及同美国修好，对《朝鲜策略》逐条驳斥，并且于次年(1881年，按干支纪年为辛巳年)在汉城伏阙上疏。各地儒生也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群起上疏，史称“辛巳斥邪运动”。其中有影射李最应的内容，所以李最应及其他闵妃集团骨干对于这些忧国忧民的上疏儒生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下令逮捕无数儒生并亲自严刑拷打。最后处决了洪在鹤等“疏首”，又将十多人流放边地或荒岛。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使李最应成为众矢之的。

　　被杀身亡

　　光绪七年(1881年)，朝鲜组建第一个近代机构——统理机务衙门，李最应兼任该衙门的首任总理大臣。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初，李最应卸下了担任六年的领议政职位，被任命为领敦宁府事。在此期间主导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

　　同年六月四日，李最应被任命为广州留守兼南汉守御使。他还没有赴任，就赶上了六月九日爆发的“壬午兵变”，这次兵变以反闵排日为目标，并且有大院君的暗中煽动和指挥。高宗急忙向李最应询问对策，李最应建议调动“别破阵”(广州的精锐部队)来镇压，此语被泄露于起义士兵，因此起义士兵在次日(六月十日)冲进兴寅君李最应的府邸，将他乱刀砍死。关于其死亡的细节，时人记载“最应爬垣而坠，囊破丸出以死，或言枪刺”。

　　随后大院君再次上台执政，李最应的尸体被裹在席子中草草埋葬。七月四日，大院君政权追谥兴寅君李最应为“孝宪”，此举是为了避免大院君背负杀兄的骂名。大院君倒台后，李最应的谥号改为“忠翼”。大韩帝国光武九年(1905年)改谥“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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