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隋炀帝杨广的《征高丽诏》，感觉是一篇很不错的好文。细读之下，很有感慨，对当时的征讨行动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认识也或多或少与现今对高句丽历史的所谓争议有一定的关联性。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发布《征高丽诏》，这是征讨高丽前的战争动员令和讨伐檄文，同时也是军事部署，从中可了解和分析隋朝、隋炀帝以及征讨高丽军事行动的前因后果和宏观安排。

　　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是隋文帝的次子，初封晋王。通过阴谋手段设计废掉兄长太子勇，后弑父登基，成为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仅13年，就将隋文帝艰难创建的强大的统一帝国玩儿丢了，也将自己送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君的行列。公平而论，隋炀帝虽然是暴君和亡国之君，但也算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决非混吃等死的昏庸之辈。杨广精明、干练，并且具有较高的才气和魄力。在贪图享乐、施行暴政的同时，杨广也确实想做成一些大事，象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征伐高丽，这些都是影响千古的重大事件。在短短十几年，就进行这么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决非一个庸俗之主所能为。然而不幸的是，隋炀帝一味贪图享乐，好大喜功，狂妄自大，不体恤民情，对国力和百姓的使用和压榨远远超过了极限，最终导致天怒人怨、内外交困，走上了亡国、亡己的道路。

　　隋炀帝喜好文学，天慧聪颖。《征高丽诏》从文笔和论事来说，可以说得上是一篇力作，如果不是最后结果的惨败和隋王朝的灭亡，甚至可以将《征高丽诏》称为名篇了。仅从文学角度说，《征高丽诏》是颇见功底的。隋炀帝的诏书论点、论据清楚严谨，对比唐太宗的《征高丽诏》，不仅在文学上毫不逊色，甚至感觉有些地方处理得更合理些。

　　按《征高丽诏》的说法，“高丽小丑”完全是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人口不到隋朝的一郡，竞敢与大隋作对，“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于是大举出兵，先后三伐高丽。联系到后来唐太宗等也大力征伐看，炀帝征伐高丽本身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况且高丽这个小丑何止是酣睡那么简单。可能换了其他皇帝，只要不是苟且偷安之君，都会出兵讨伐的。从后世的角度看，隋唐等对高丽的征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至于具体策划上的失误，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从现在韩国小丑们的恶劣动作，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篡改历史的无耻行径，也可感受到当时为什么要征讨。

　　就事论事，应该说《征高丽诏》在文学上是成功的。文中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气势夺人，大有王者之风。以“师出仁义”的传统用兵之道相号召，反复阐明“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己。”又分析敌我形势，把隋朝的强大与恩德夸耀一番，将高丽作恶多端、恩将仇报一一揭露。然后布置了强大的水陆攻势，勉励将士们勇猛如虎豹，战则必胜。诏令的最后为了突出“王者之师”的形象，还强调只惩元凶，不究协从，“随才任用，无隔夷夏”的宽容精神，同时声明“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

　　《征高丽诏》在理论上可谓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实际的军事行动却并非如此的神采飞扬，更非炀帝所预期的“势等摧枯”。由于指挥策划不当，一百多万的庞大军团，一字排开，形成了首尾相接、绵延近千里的长龙，就象搞一场声势浩大的千里大游行，场面蔚为壮观。但场面上的宏大，改变不了士气低落、后勤补给困难、战争指挥漏洞百出的现实问题，战争具体行动也步履维艰，没有做到速战速决，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三次征讨，不是惨败，就是借口高丽求和，无功而返。由于太过兴师动众，几乎是不计后果地开战，使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怨声载道，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这时的大隋朝，简直就成了火药库，遍地都是起义的烽火。

　　从公元589年统一到611年农民起义爆发，隋朝的实际统治不过22年，是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而且是很罕见的正值强盛期，突然自己崩溃的帝国。如果说三次讨伐高丽是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则理论上无误的《征高丽诏》，就是隋王朝生死攸关的篇章。洋洋洒洒的征讨之诏却成了大隋朝的亡国之诏。细想起来，貌似恭谦的文辞下掩饰的穷兵黩武，导致江山断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顺便讨论一下现在对高句丽历史的认识问题。从当时的历史看，大隋征讨的高丽(也就是高句丽)，与朝鲜并不是一回事。现在不仅韩国，连中国的不少历史研究也将朝鲜与高丽混为一谈，将当时征讨高丽说成征讨朝鲜，这是极其错误的。朝鲜相传为殷商末期箕子所开拓，其历史要远早于高丽，并且由于历史传承和地理接近的缘故，素来与中国联系紧密，当时朝鲜分裂为百济和新罗两个小国。而高句丽与朝鲜并非同源，它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西汉后期兴起于浑江和鸭绿江一带，后来逐渐强盛，领土扩张到了现今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军力相当强大，将百济、新罗挤压到仅剩朝鲜半岛最南端的很小区域。对于中国和当时的百济、新罗来说，高丽都是入侵者，也就是说，古代的朝鲜也是高丽入侵的受害者。现在韩国将高句丽历史硬说成韩国的历史，是非常荒唐的，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上，对朝鲜来说，本质上说是遭到了高句丽的侵略，只不过后来入侵者衰落了，被打败了，其一小部分融入朝鲜，一大部分融入中国，其土地在当时基本上是并入唐朝的。注意高句丽土地的几乎全部和人口的大部并入唐朝，这一点很重要，足以说明其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此后领土变迁，朝鲜又占据了半岛的北部，但这时高句丽早已不存在，只能说是朝鲜领土的变迁，而与高句丽无关了。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公元918年，三韩人王建在韩半岛建立高丽王朝，这也造成了现代韩国人及以前部分中国历史人员的混淆，实际上王建的高丽王朝是真正的朝鲜王国，与高句丽或隋唐时期的高丽是两回事。当年隋唐对高丽的战争，实际上也并不能认为就是对今天韩国或朝鲜先人的战争，因为当时的新罗也与唐朝并肩对高丽作战，而且唐征讨高丽的表面原因就是援救新罗。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和今天的角度看，隋炀帝当年征讨高丽的出发点应该说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隋炀帝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高丽威胁到当时的隋朝，实际上也威胁到百济(尽管高丽当时曾与百济联合)和新罗，如果不消除这个威胁，早晚会对中国和朝鲜(百济、新罗)造成巨大的损害。隋炀帝征讨高丽的问题是具体操作过程存在重大失误，不体恤民情，不考虑时机，并非征讨决定不正确。

　　附：隋炀帝《征高丽诏》原文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

　　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迩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犭岁)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徵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慝怀奸，惟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觐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陲，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代，已漏天网。既缓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革末)(革曷)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届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

　　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届路，掩勃?而雷震，历夫馀以电扫。比戈案甲，誓旅而後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後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馀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施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绎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吒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驭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斋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舻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沮江，迳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馀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

　　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馀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市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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