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阿米亥属于“新浪潮时代”的诗人，他对过去以色列人的集体经验兴趣较少，而是更加在乎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随着时局的发展，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作家和诗人也纷纷转向“犹太复国主义”，而中东的两次大型战争(1973年的七日战争及1982年的入侵黎巴嫩事件)，也都深深地影响了以色列的作家和诗人。以色列作家和诗人由于这两次战争，分成两类：一类是投入到战火中的慷慨歌哭，另一类是对战争的恐惧和批评。阿米亥属于后者。他自诗歌创作伊始，就从未停止过对战争的关注与思考。他的战争题材诗歌往往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反战倾向。在这些诗歌中，以色列的地缘文化都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决定了诗歌的主题，意象，语言等方方面面。然而，诗人在诗歌中对地缘文化并非是全盘的吸纳和借鉴，而是着力于对地缘文化进行当代意义上的重新诠释和续写。从而使自己的诗歌摆脱了传统地缘文化的制约与束缚，成为当代地缘文化的建构者。阿米亥生前承认自己是非常政治化的诗人，因为每一个以色列人，不管是左派或是右派，都生活在政治的高压和生存的紧张中。他出乎意料地和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重叠，而个人和历史一直是不可分开的。
阿米亥的诗生动地将宗教、历史、时间等抽象宏大的主题放置在个人情感，尤其是男女两性情感这一比喻性语境中，以激情的释放与克制来对照前述主题的边界，从而轻而易举地唤起阅读者的共感。在他的诗歌中表达出来的是他一贯的恒久主题：爱情、舐犊之爱、战争及其后果、上帝/父亲、童年、时间、土地，以及耶路撒冷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此前从没有一位诗人，像阿米亥这样，如此细致地用诗歌这种形式，来描写耶路撒冷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他说：“耶路撒冷最神奇之处便是，我总能从中发现不知道的小角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小城市”。他去世后，以色列《国土报》刊文称，耶路撒冷失去了它“最柔情的爱恋者”。在他的诗里，个人幸福是一切事物的准绳，亲情高过国家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律令。在战乱的世界上，爱――而不是上帝，是惟一的庇护所，尽管它十分脆弱。他的诗也写战争，但没有英雄主义和荣耀感，而上帝要为缺乏慈爱而负责。他的作品凸显了传统希伯来诗歌中难得一见的世界视角，他将现代与传统，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深厚的普世意义融为一体，再现了整个人类、犹太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他晚年的作品在形式上变得更为松散，主题亦不再那么精确，甚至放弃了主题。
风格
阿米亥写诗的风格就像音乐家处理巴哈的《逃亡曲》一样，一定要把原来的面貌打破、打散、扩大，在经典式的形式和音序中加入爵士乐的音符。二战期间，阿米亥开始阅读英国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并以古老的希伯来文写作诗歌，他的了不起之处是：把希伯来文这种神性和宗教性的语言，加以“古为今用”。他的首本诗集《现在及他日》是以色列文学史上第一代口语化的希伯来语诗歌，标志着一种全新风格的诞生。1956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阿以之间再度开战，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阿米亥又从军上前线。他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以及对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的认同，诗中大量用典，包括圣经语汇，且广涉犹太人的历史。但他随后的作品愈加简洁，口语化的特色更为明显，评论家指出，这明显是受了英国诗风的影响。1958年，阿米亥的第二部诗集《两种分离的希望》出版，从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诗坛和作为“帕马奇一代”(指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有从军经历的作家)代表人物的地位。此时的阿米亥，在诗艺上的革命性姿态更为明显，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成了诗作的主体，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不宜入诗的语汇，如坦克、飞机、汽油，以及某些专业术语，都出现在他的诗中，并混以《圣经》的句式，或祈祷书的语气，以及德国的抒情诗风和英国诗的现代主义。一方面，他让古老的希伯来语焕发了青春;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肢解和重构着古老的希伯来习语。他的诗完全是现代的，他把那些在传统上被认为不宜入诗的词汇，以及某些专业术语，混以《圣经》的句式，或祈祷书的语气，以及德国抒情诗风和英国诗的现代主义，让古老的希伯来语焕发了青春。
阿米亥的诗集富于叙事色彩和真情实感，从不乏味，完全可以从头读到尾。而有些段落又是优美的抒情。他以十足的个人化和口语化语言，与希伯来诗歌数千年来面对民族苦难时的集体声音决裂。他的语言是简洁的，却凝聚了高度的技巧;他的体验是个人的，却包藏着集体的记忆;他的感情表面上是单纯的，内里却复杂而深奥。阿米亥坚信，现代诗万不可回避现代主题，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他以十足的个人化和口语化，与希伯来诗歌数千年来面对民族苦难时的集体声音决裂。他第一次用希伯来语唱出了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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