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英雄主义
爱国英雄主义的创作路线，不仅集中体现在威尔第早期的歌剧创作中，也贯穿在他成熟时期的歌剧创作中。大歌剧型的《西西里晚祷》(1855)和《唐卡洛斯》(1867)就是这条路线的继续。威尔第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威尔第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当1858年歌剧《假面舞会》被那不勒斯检查机关禁止上演吋，当地市民高呼“威尔第万岁”，在他居住的旅馆前示威，并用粉笔在墙壁上写着：“威尔第万岁”(这句口号中的“威尔第”，是一个双关语，它的5个宇母Verdi，恰好是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纽埃尔的缩略语)。威尔第的早期爱国英雄歌剧，在艺术上还不成熟，其中人物性格的刻划不够鲜明，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类型化、而不是典型化的形象，比起意大利前辈歌剧作曲家G.罗西尼和V.贝利尼所作英雄歌剧中的人物形象来，还有一些模仿的痕迹，较少鲜明的特点，管弦乐也只是处于从属于人声的地位，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50年代开始，威尔第的歌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
历史题材的英雄歌剧
以《弄臣》(一译《里戈莱托》，1851)、《游吟诗人》(1853)、《茶花女》(1853)、《阿依达》(1871)为代表的50～70年代的歌剧，比起早期历史题材的英雄歌剧来说，不仅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有比较深刻细致的刻画，从类型化的形象提炼成个性化、典型化的形象，并且把性格的刻划和情节的展开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富于动力的音乐不断地推动着戏剧性的发展，因此音乐的布局和结构也有了显著的变化，逐渐打破了“分曲”的局限，变得灵活、有机，一气呵成，管弦乐也改变了它的从属地位，起着积极的、主导的作用。威尔第成熟时期的歌剧，在题材和体裁方面也有明显的转变。出现在舞台上的已不是神话人物或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而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演的已不是悲壮宏伟的英雄歌剧，而是亲切细腻地描写世俗人情的抒情歌剧和社会悲剧。这些歌剧揭露了专横残暴的封建统治者、狡猾自私的资产阶级伪善者和奸险毒辣的阴谋家的丑恶面目，表现了对被损害、被欺压人物的深切同情，它们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民主愿望，激起人们对腐朽残暴势力的憎恨。成于70年代之初的《阿依达》，比起50和60年代的歌剧来，在音乐的戏剧性发展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
阿依达
《阿依达》把大歌剧的特点和抒情歌剧的特点熔于一炉，剧中既有宏大的场面，又有深刻的性格描写和心理刻画。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进一步克服了由一系列独立分曲组成歌剧使剧情发展陷于停滞和静止的缺点，充分发挥了“场”的作用。音乐根据戏剧的要求，机动灵活地连续发展。一系列刻画人物性格和描绘人物心理感情状态的浪漫曲和二重唱，已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曲子，而是有机地连续发展的“场”，其中丰富的旋律性和强烈的戏剧性互相结合在一起。《阿依达》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系统地使用了“主导动机”，从而增强了音乐的戏剧表现力，促成了音乐形象的贯穿发展。在两年前所作的歌剧《弄臣》中，威尔迪已经运用了主导动机的原则。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报应的诅咒动机，是该剧唯一的主导动机，是在节奏上与和声上具有特征的短小乐思。
《阿依达》中的一系列主导动机则是结构完整、旋律性很强的主题，它们从第1幕贯穿发展到第4幕，不仅是代表特定人物及其心理状态的简单符号，而且有鲜明的形象，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推动全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威尔迪在后期歌剧《奥赛罗》(1887)中，把朗诵调和咏叹调融合为既有歌唱旋律性又有语言表现力的“独白”。贯彻着戏剧性发展的“场”的写法，在这部歌剧中也做得更为彻底。4幕之中，每1幕的音乐都是不间断地发展，完全不存在独立的分曲。他的最后的作品《福斯塔夫》也有同样的特点，所不同的只是用喜剧性的音乐语言作为表现手段而已。表面上看来，《奥赛罗》和《福斯塔夫》的音乐有些像瓦格纳的“无终旋律”，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则诚如威尔第自己所说：“我和瓦格纳毫无共同之处。恰恰相反，要是你们用心谛听，努力领悟乐曲的内容，就会发现我有些地方和他完全相反”(1872年4月17日致C.德桑克蒂斯的信)。
奥赛罗
1887年，歌剧《奥赛罗》第一次在米兰上演即被认为不仅是作曲家的最高成就，也是意大利歌剧的最高成就。《法尔斯塔夫》是他最后一部歌剧，直到现代，这部喜剧杰作仍在演出，并受到人们的喜爱。1859年威尔第与同居10年的女高音歌唱家朱塞皮娜·斯特雷波尼结婚。1897年斯特雷波尼的去世标志着威尔第作曲生涯的结束，此后仅创作了四首宗教歌曲。1901年1月27日，威尔第在米兰圣阿加塔去世，几十万群众涌上街头向他的遗体告别，隆重的哀悼场面超过了皇帝的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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