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际遇虽然看似难以琢磨，实则有必然规律。当初卫国内乱，夫子即知子羔当活，子路必死。性格决定命运，态度决定成败，无论如何，最终坚持的那一口气不能自我解构。失败可以接受，但不能乱了阵脚，胡乱作为。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天塌下来毕竟还有高个子顶着。是以对中国绘画领域的诸君来说，环境或好或坏，际遇或顺或舛，做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明初王履主业是医生，有医学专著留世，所以他喜欢画画，更喜欢写绘画心得，留有《华山图序》一文，其中“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一句，近代以来被行内人士多视为绝妙好辞，堪比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绘画的写实主义做了最好的注脚。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碍于情面或者时势也沉默不语，沉默是金子不假，吞下去却会死人。热心肠的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所以他对文化传统采取了“不放弃、不抛弃”的人生态度。
近代绘画逐步以写实为尚，源自于明代以来出现了世俗化风气，不仅仅是作为皇帝的高层领导不再爱好典雅，整个文人群体也随着社会的逐渐商业化变得更加庸俗和琐碎。明永乐帝喜欢霸道通俗的绘画主题，对于宋代绘画之巅峰的马夏风格不屑一顾，说：“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何取焉。”以现实世界的责任担当去要求绘画精神世界的绝对服从，这是文化精神上的禁锢，体现的是皇权的霸气和整个社会格调的低俗和堕落，是以无论戴进、吴小仙为主的浙派绘画如何努力，其风格气息的粗略卑俗必然导致明代文人不参与，令其在画坛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在此，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不怎么喜欢明代文人的党争习气，但在价值操守这个层面，纵观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他们还是基本坚持了基本的文化立场。
不过，社会的发展总有不可抵挡的大势，清末慈禧太后特别喜欢传教士郎世宁的画，民国徐悲鸿倡议“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近代以来，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又把王履的“师华山说”当作中国画写实主义的传统加以肯定和推崇，缘木求鱼，莫过于此。于中国画来说，写意是虚不假，但写实又何尝是实?黑白、有无、虚实之变化，又怎么能以一个简单的“实”或者“虚”能说明清楚呢?王履之说，由心外求，张璪之意，得于心内，一外一内，不惟境界上截然不同，在效果上也是大相径庭。王履的画显得粗略浅陋，格调不高，张璪的画虽世已不存，但内行人荆浩推崇其“笔墨积微，不贵五彩”。对了，荆浩也曾入太行山中写送树万本，也被当下许多人当作中国画写实主义传统的代表。
事实上，当前的写实主义风气跟王履、荆浩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被迫做了回站台道具。若具体到中国绘画的一笔一划，谈及笔墨审美，哪里需要去计较写实或者写意呢?这都是形而下的意识形态作怪。画画写字，散怀抱而已。宗炳眷恋匡庐，欲令群山响，不妨偏重于相;倪瓒不计芦麻与竹，就想舒缓情怀，且作非相看。相与非相，皆过河之舟，执着一处，即落下乘。所以，即使高居翰怎样推崇张宏，将其与董其昌并列为明末大画家，都不会得到中国画家群体的响应，毕竟他于中国文化底蕴还是隔阂太深了。
当然这也不妨碍高居翰以他的见地来解构中国绘画，甚至有所谓大美学家希望能用“西体中用”的方式来改变中国艺术审美的根本存在，我们也表示理解，文化宽容不能止于口头表述，精神于现实世界也摆脱不了物质基础。西方传教士自明末清初即入中国传教，明代利玛窦或儒或道或释，乃至化身为炼金师，种种变化，不过是为了传道而已。可惜，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血脉宗亲概念是那样的“僵固不化”，以致有教士回信罗马教廷，说只有以战舰大炮征服中国之后，才有可能改变传道不畅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人的确有远见卓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真心实意地掀起了反对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乃至于今天，我们许多艺术家，艺术评论家都将王履这样的浅显语录当成了绘画原则，无论真心还是假意，都彰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改善。这令人多少有些遗憾，也是艺术圈长久浮躁，不能沉静的一个原因。
唐代韩愈借着“古文运动”反对所谓的传统，苏东坡赞许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跟韩愈“一归于正”的人文认识有绝大关系。自古以来，不破不立，我们不怕任何层面的反传统思潮，甚至经不起风吹雨打的传统也不值得去珍惜。只要把握好那个度，对文化传统的发心归于正，则一切都好
何谓正?《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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