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明朝中期面临的一次重大危机，在皇帝明英宗被俘的情况下，以于谦为首的朝臣力推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登基，而后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打退了也先。
说起土木堡之变的功臣，排第一位的肯定是于谦，然而于谦性格过于刚直，得罪了同僚，又因为举荐朱祁钰登基，陷入了皇室斗争中，在英宗复辟后以谋逆的罪名被冤杀。
除了于谦以外，其实还有一人的功劳也不在于谦之下，如果英宗能听他的谏言，甚至不会酿成土木之祸，给明王朝带来巨大的危机，此人就是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直。
在写明史的书里，提到王直时，通常会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老臣。老臣王直，这个“老”字可是货真价实的。
通常我们形容一个臣子资格老，声望高时，会用三朝元老这个词，四朝元老那就了不得了，而王直呢，在明成祖朱棣时就开始当官，然后历经仁宗、宣宗、英宗、代宗4个皇帝，实打实的五朝元老。
正统十三年，瓦剌部也先率军进犯明朝边境，明英宗误信太大监王振谗言，欲率几十万大军亲征。
临行前，王直上书劝谏：“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秋署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
王直认为作为天子，所要做的事情不是亲率大军出征，而是要坐镇于朝堂之下，“申号令，坚壁清野”，派遣谋臣猛将、坚甲利兵前去即可镇守边关。然而英宗年少气盛，不听王直的劝谏，执意亲征乃至酿成大祸。
当土木堡兵败，英宗被擒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堂上立马乱成一团。在此危急时刻，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先是力主朱祁钰登基，而后又组织北京保卫战，挽狂澜于既倒。
但在于谦耀眼的光环之下，我们不要忘了王直所起的作用。
英宗出征之时，“命直留守”，王直当时是吏部尚书，位居六部之首，加上是四朝元老，深得百官敬重，可以说王直的影响力当时远远在于谦之上，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左右当时的局势。
从局势的发展来看，王直所做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首先，王直坚定地选择反对南迁，并没有听信徐有贞“星象有变，当南迁”的说法，然后又率群臣请朱祁钰摄政，“劝王即位，以安反侧”。
其次，王直身为朝臣中职位最高、威望最重的人，在危难之时能够认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朝臣议屡上，皆直为首”，但王直却有自知之明和识人之智，认为自己不如于谦，“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将权力让给于谦，由他负责处理具体的事务，而自己“雍容镇率”，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在危难之时能够不恋栈权力，而是知人善用。王直在土木堡之变中的表现虽然不如于谦那般惊艳，却也功不可没。
打退也先之后，景泰帝论功行赏之时，王直被加封太子太保，这一点也说明王直的功劳是得到景泰帝及朝堂上下认可。
王直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他对于局势精准的判断能力。
当徐有贞、石亨等人密谋夺门迎立英宗时，另一边，王直也在谋划复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奏章还没有送上去，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的关键在于景泰帝朱祁钰无子，而英宗被软禁于南宫多年，积有怨气，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又被废，这才被徐有贞、石亨趁虚而入。
从景泰帝得知夺门的主角是英宗时，连说：“好!好!”，可以看出在没有子嗣可以继位的情况下，朱祁钰是有考虑将皇位还给英宗一脉的。
假若王直的奏疏能够上达天听并得到批准，那么夺门之变便可能不会发生，让明王朝可以少经历一次波折。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上疏，事情已经发生，不能挽回，难怪王直会感叹：“是疏不及进，天也”，天意不可违。
英宗复辟后，于谦、大学士王文被杀，同为土木堡之变功臣的王直感觉心灰意冷，于是上疏乞求致仕。回乡几年后，王直去世，时年84岁，谥号文端，算是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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