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我们的主人公袁可立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袁可立明朝万历十七年进士，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受 “五世恩荣”之赏，历任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兵部尚书等职。袁可立与明末袁崇焕、袁应泰，并称“武三袁”，被后世称为“后金粉碎机”。可惜袁可立受高攀龙、冯从吾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卷入党宦之争，与魏忠贤阉党矛盾激化，三上疏辞，此后他绝意仕进，被弃置于家，闭门不出，最终病逝，是“武三袁”中唯一得以善终之人。
天启年间，广宁失守，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忧于边事，“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拓地筑城，招抚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推进海上防御，使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特别是率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时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金州、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剧了后金军备物资的紧张状况。因此，袁可立被当时誉为大明的“海上长城”。
袁可立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招降纳叛、几灭后金，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爱婿刘爱塔，对后金军造成了空前的打击，一时将后金的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史载，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七战七胜努尔哈赤，使大明近辽海形成了一道新的防御后金的军事屏障，解除了后金对整个山东半岛的威胁，令明朝的海疆重新得到巩固。袁可立策反刘爱塔，让后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实力大损，丢城失地，损疆域数百里，成为金人无法愈合的心理硬伤。
遗憾的是，刘爱塔降后没有得到袁崇焕的重用，最终是战死沙场。而袁可立的苦心经营海防，被魏忠贤处处掣肘，最终袁可立愤而上疏辞官。袁可立去后，毛文龙失去节制，日益骄纵，最终被袁崇焕杀死。袁崇焕此举，不仅导致了与袁可立间隙日深，也最终因此袁崇焕也被崇祯皇帝治死罪，最终使后金几无后顾之忧，明朝自毁长城。
袁可立去世后，明末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抚登数载，“海无传烽，亭有息鼓”。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枢辅孙承宗评价袁可立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民族英雄黄道周感在《节寰袁公传》叹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袁可立文武全才，心忧天下，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晚明著名廉吏和抗金名臣，他在明末党争最激烈之时，不同流合污，也不人云亦云，可谓晚明朝廷的“一股清流”。
后金与大明辽东激战之时，据说后金最怕的有两人，一为孙承宗，一为袁可立。其中对这袁可立是既怕又恨，而且是深以为耻，对其恨之入骨，以至于后来修明史时把这袁可立的相关内容删得是干干净净，并将其传记，记载尽数销毁，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讳莫如深，有写相关内容之人，皆被清廷杀无赦，不惜诛九族。
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袁可立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而大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袁尚书大石坊”，则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袁可立虽被清廷封杀，当掩盖不了袁可立的光芒;我们后世应该记住他，记住他为晚明抵御后金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记住他“散文诗词可比苏轼;韬略不输诸葛;探案神断可以狄仁杰比肩;刚正清廉堪比于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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