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朝“封杀”的明末名将:袁可立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我们的主人公袁可立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袁可立明朝万历十七年进士,历经万历、泰昌、天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受 “五世恩荣”之赏,历任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兵部尚书等职。袁可立与明末袁崇焕、袁应泰,并称“武三袁”,被后世称为“后金粉碎机”。可惜袁可立受高攀龙、冯从吾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卷入党宦之争,与魏忠贤阉党矛盾激化,三上疏辞,此后他绝意仕进,被弃置于家,闭门不出,最终病逝,是“武三袁”中唯一得以善终之人。

  天启年间,广宁失守,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忧于边事,“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拓地筑城,招抚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推进海上防御,使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特别是率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时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金州、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剧了后金军备物资的紧张状况。因此,袁可立被当时誉为大明的“海上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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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可立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招降纳叛、几灭后金,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爱婿刘爱塔,对后金军造成了空前的打击,一时将后金的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史载,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七战七胜努尔哈赤,使大明近辽海形成了一道新的防御后金的军事屏障,解除了后金对整个山东半岛的威胁,令明朝的海疆重新得到巩固。袁可立策反刘爱塔,让后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实力大损,丢城失地,损疆域数百里,成为金人无法愈合的心理硬伤。

  遗憾的是,刘爱塔降后没有得到袁崇焕的重用,最终是战死沙场。而袁可立的苦心经营海防,被魏忠贤处处掣肘,最终袁可立愤而上疏辞官。袁可立去后,毛文龙失去节制,日益骄纵,最终被袁崇焕杀死。袁崇焕此举,不仅导致了与袁可立间隙日深,也最终因此袁崇焕也被崇祯皇帝治死罪,最终使后金几无后顾之忧,明朝自毁长城。

  袁可立去世后,明末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抚登数载,“海无传烽,亭有息鼓”。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枢辅孙承宗评价袁可立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民族英雄黄道周感在《节寰袁公传》叹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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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可立文武全才,心忧天下,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晚明著名廉吏和抗金名臣,他在明末党争最激烈之时,不同流合污,也不人云亦云,可谓晚明朝廷的“一股清流”。

  后金与大明辽东激战之时,据说后金最怕的有两人,一为孙承宗,一为袁可立。其中对这袁可立是既怕又恨,而且是深以为耻,对其恨之入骨,以至于后来修明史时把这袁可立的相关内容删得是干干净净,并将其传记,记载尽数销毁,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讳莫如深,有写相关内容之人,皆被清廷杀无赦,不惜诛九族。

  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袁可立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而大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袁尚书大石坊”,则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袁可立虽被清廷封杀,当掩盖不了袁可立的光芒;我们后世应该记住他,记住他为晚明抵御后金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记住他“散文诗词可比苏轼;韬略不输诸葛;探案神断可以狄仁杰比肩;刚正清廉堪比于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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