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车，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至于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用驾马的车子参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说，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是指车上囘位于左侧(车左)、右侧(车右)和居中驾车(车御)的武士，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
所以自商以后，尤其到两周时期，战车部队和车战战法得到长足的发展，战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马驾的战车和附属的徒步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判断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
总之，当时的战车兵就相当于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 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主要是看你的战车有多少，当时的大国即强国，又称“万乘之国”，可见战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中国古代的车乃至战车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呢?过去因为仅见于文献的记载，所以人们并不知其庐山真貌。
不过，综合一些出土古车资料，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车子的模样了：它们是木质，独辕，两轮，车厢方形并从后面开门上下，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一般是驾两匹或四匹马，车轮轮径较大，装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
曾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殷商古车，相当多的车上和车旁发现了兵器，表明它们应该是用于作战的战车。
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第一七囘五号车上，就有铜戈、铜镞等实用兵器，殷墟西区M43车马坑中埋有一辆前驾两匹马的车子，车厢里放着一个皮质圆筒形矢箙即箭囊，内装十支利箭，都配着铜质箭镞，箭囊旁还有一件铜弓形器和两柄铜戈。
这两车都应是战车，另外，一些车上虽然没有兵器，但所属墓葬中常有成组的兵器出土，所以其中也可能有战车。
这些出土的战车甚至可以反映出作战时车上乘员的情况，比如山东胶县西庵乡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上，放有两组青铜兵器，靠右侧的一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戟各一件和箭镞十枚。
这两组兵器出土时的位置，正好说明了车上乘员的位置，根据记载当时一乘战车上应该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居左，那一组制作精美的戟、戈和防护装具，正是为他所用的。
右侧位置是主将手下的武士，为“右”或“戎右”，是战时的主力，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即驾驭马车的驭手。
这样的位置，恰好和文献中战车乘员配备及战时情形相吻合，再从已经发掘出的商周车子的车厢宽度考查，一般宽在130-160厘米，进深80-100厘米之间，并乘三人是完全可能的。
而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站立在车厢中作战的，所以他们身着铠甲的甲身都很长，与后来骑兵和步兵所穿铠甲不大一样，乘员中戎右因为要挥臂格斗，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
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两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车 战武士这样的护甲形制，一直沿用到秦代，在秦始皇陵陪葬陶兵马俑坑出土的木质战车上，驾车的驭手就身着这样的护甲。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改朝换代的直接推手，曾经在古代，主要是先秦，战争中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战车，在我国各地古墓葬和遗址中有大量存留，许多作为大墓陪葬的车马坑，动辄埋葬几十乃至上百组杀殉的骏马和装备整齐的车。
杜甫眼中的辚辚车马当然已不是先秦战车的模样，但我们今天有幸看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各地车马坑中，再现的可都是两千年前能参加实战的真马真车。
其实，战车在周朝时就已经相当成熟，而且战车的数量配置和作战方法我们古代军事家有系统性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运用战车取胜的也不少，如晋武帝刘裕设“却月阵”以战车围成弧形，形成坚固的堡垒，等敌将溃之时，再以骑兵突击，战车是攻坚陷阵截击强敌的有利武器。
战车虽然强悍，但它的弱点也很多，比如，机动性没有骑兵灵活，造价昂贵，如果遇到道路坎坷，河水纵横等地理因素，战车就失去了性能， 所以当骑兵出现，战车渐渐地转变为货车了，只能在运送粮草上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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