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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公元161-223年)，即蜀汉昭烈帝，字玄德，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是他父亲早死，家境贫寒，与母亲赖贩草鞋、织草席度日。但他志存高远、以卓越的品质、谦逊的作风招揽了一大批至死不渝的忠志之士(如关羽、张飞、糜竺、简雍、孙乾等)，虽然他一生遭遇多次挫折，最后却坚韧不拔的毅力，终成大事，建立蜀汉，从一个卖草鞋的变成昭烈皇帝，其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笼络豪杰，深得人心 刘备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能谦恭待人，城府极深。刘备年轻时师从东汉大儒卢植不爱读书，喜欢弄狗骑马，喜欢结交豪爽之士。因此，青年时代就有不少年轻人争相依附他，这是他性格的优点。 刘备宽仁、忠厚、慈善、好施、善于收买、笼络人心，这是他性格中远远胜于曹操的地方。曹氏父子占据北方大部，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曹操行事残暴，时常就屠城，刘备行事多与曹操相反：曹操急暴，刘备宽仁;曹操狡诈，刘备忠厚;曹操篡汉，刘备扶汉，因此，刘备深得人心。刘备入蜀后，实行拉拢当地豪门士族的政策，发还他们的田地和房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因而深得民心。 识人善用，君臣融洽 刘备礼贤下士，慧眼识才。在爱才、用才上，尽管刘备、曹操、孙权三人有共同的特点，但刘备比他们两人更胜一筹，在用人方面，毛主席曾对人评价：“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陈寿也评价刘备
为：“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刘备创业之初，势单力薄，颠沛流离。虽然两次占据徐州，但都最终失败，但是他注意收买人心，不论什么情况，他都以民为先。后来，三顾茅庐得诸葛亮，即使没有多大的本事，就凭这种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品格，就值得尊重。孔明出山之后，刘备与这位二十几岁的年青人相敬如宾，入则促膝而谈，出则并马而行，火烧博望坡时，甚至还听从诸葛亮的将令。那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拿大，摆出“主公”的架子。难怪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说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蜀汉能打开当时那样的局面，固然离不开诸葛亮运筹帷幄，但也不能小看刘备的容人之量所起的作用。
兴兵伐吴时的刘备，却几乎是变了一个人。赵云等人谏阻，他就一概不听;秦宓谏阻，又将他打入牢狱，这且不说，连诸葛亮上表陈述利害，劝其“别图良策”时，他也竟然掷表于地，说“朕意已决，不得再谏”。连营结寨之时，曾有马良提醒：是否画下布阵之图送诸葛亮过目，此时的刘备又十分自负：“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其先前之风范已全然不见踪影。
刘备兴兵伐吴，败得很惨。李国文将这一切归结为“感情失控”，“意气用事”。这自然也有道理。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兴兵伐吴，是刘备当了皇帝以后的事，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一旦坐上了皇位，他与诸葛亮、赵子龙等人之间就划下了一条君君臣臣的界线。皇帝就是皇帝，臣子就是臣子，即使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诸葛亮，也不能和他再促膝而谈，并马而行了。例如，诸葛亮上表救秦宓，就先得下跪、瞌头，在这种氛围之中，坐上了皇位的刘备是很容易觉得自己突然高明起来了的，时时言听计从，他哪里还受得了?于是乎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纵观历史，由此而酿成的悲剧并不少见，会说“朕意已决，不得再谏”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刘备，在《三国演义》中就可找出相似的实例。李国文认为诸葛亮没有能劝阻刘备伐吴，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却是冤枉了诸葛亮的。如果诸葛亮有错，倒是错在他不该劝说刘备当皇帝。
地位变了，本事未必就会按比例增长，这一浅显的道理，旁观者清，当局者却往往弄不清楚。于是原先礼贤下士的，一爬上高位就会变得不可一世;原先虚怀若谷的，一爬上高位就会变得刚愎自用;原先清醒谨慎的，一爬上高位就变得忘其所以，此所谓一阔脸就变是也。高位使人获得权力，没有使人获得本事，倒是往往使人失去真心相助的朋友和能够助成大业的忠言。因而，也就往往成为一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走下坡路的开端。
刘备吃了大亏之后，做了一次自我批评：“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败!”比起袁绍、曹操怕被人耻笑而恼羞成怒，杀田丰、杀杨修，他的自责毕竟还是值得肯定的。这虽然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但要已经当了皇帝的刘备说出这种话，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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