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官员请人吃饭谁来买单?答案是公款报销、财政买单。今天，笔者就来聊一聊古代的“公款消费”那些事儿。
据专家考证，“公款消费”或“公务招待”，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制度了。当时有一种“迎新送故”的习俗，就是新官上任和前任离职，都要搞个欢送会，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此外，从县城到京城，各级官员年年都要送礼拜年，聊表寸心，这些费用当然也是由各级财政来负担的。
到了隋唐时期，公务招待的规定更加健全。各地官府都搞起了招待所、宾馆(驿站)，尤其是朝廷里的“机关食堂”更是讲究的不得了。朝廷每当要举行朝会、皇帝接见重要官员或主持重要会议，以及会见外来使者等等，都要举办宴会大吃一顿，即“朝食”。能吃上“朝食”的，当然都不是一般“干部”。级别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像宰相级别的高官，可以到专门的高级餐厅去吃，称之为“堂食”。有人考证：认为后来的“食堂”，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级别低一些的官员，则去吃普通的工作餐。在唐代，这种公务招待都有专项资金支持，叫做“公廨钱”。
到了宋代，不但朝廷里的官员能吃上“朝食”，地方上的官员也可以定期聚餐。这种聚餐每月一次，知府、县令大人与幕僚等人都可以参加。钱从哪里来?“公使钱”报销。这“公使钱”里，一部分是中央财政补贴，另一部分是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而且这笔钱有时还花不完，有的官员就拿剩下的“公使钱”出书。如今流传下来的古籍中，有一种版本叫“公使库本”，说的就是用“公使钱”出的书。
据记载：南宋时，有个地方官员见“公使钱”花得太多了，便向朝廷要补贴。宋孝宗听到汇报后，气得拍了桌子，大骂“混账!”。原来，这位老兄一年之内花掉了45万缗，一缗是一千个铜板。有人算过，依照当时的价格，45万缗可以盖13.5万间住宅。一年之内，光吃喝就花了这么多钱，难怪皇帝也要大发雷霆。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款消费”的名堂越来越离谱。比如，升官了要宴请，这叫“烧尾宴”;从虚职转入实职要请客，这叫“开印宴”;科举考试中榜了，要喝酒庆祝，这叫“琼林宴”。其中，“琼林宴”原本是考生们自己凑钱办，后来为了显示皇帝的恩宠，就由朝廷出钱，变成公款吃喝了。宋时，为新科进士举办的宴会规模尤其盛大，皇帝也会出席，举办地点就在皇宫御花园中的“琼林苑”，所以称之为“琼林宴”。
再就是朝廷官员到地方调研、视察等公差，通常是由地方官员负责招待、送礼，地方财政来买单。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叫翟銮的大臣代表皇帝去慰问戍边的官兵。他这一圈转下来，吃喝不算，光收的礼物就装了一千辆车。这些礼物当然都是地方财政支付，肥了翟銮。
官场上吃喝、送礼之风如此之盛、公款消费如此之巨，难道朝廷就听之任之吗?非也!各朝各代的当权者包括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公款消费”的危害性，即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各级官员挥霍浪费、中饱私囊，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导致民怨沸腾，威胁政权稳定，非治理不可。
汉景帝曾经颁布禁令，严打官员“下基层”接受宴请、公款吃喝之风。如果发现了，立即撤职。宋朝规定：因公出差的人员食宿有统一的标准，吃饭要拿就餐券，叫作“券食”，按标准用餐。如果超过标准，或者私自接受地方的宴请，必须依法治罪。对于那些公款吃喝又寻欢作乐的，更是严惩不贷。台州府的知州唐仲友宴请老丈人、小舅子等亲属，竟然续了一个月，花的每一个铜板都报销，还招妓、嫖娼，被大学士朱熹举报，朝廷经查实，立即给予严惩。
草根皇帝朱元璋建国之初，也曾经铁腕反腐，对于公务招待管得很严。如果不是办理军国大事的人，各地官员一律不得公款招待。至于公车的使用，诸如马匹、船只等，不能随便动用，必须符合《应合给驿条例》的规定。
总之，历朝历代出台的治理公款消费的措施不可谓不多，但真正要扭转这种官场陋习，铲除公款消费的痼疾，还要看当政者的决心和魄力。然而，要铲除“公款消费”，从封建社会的本质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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