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唐朝的15道，改革为宋朝的23路，到底有多少的作用吗?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对于明清时期的行省制度，相信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因为截至目前，我国仍在沿用行省制度。行省制度起源于元朝，在元朝之前的宋朝，则是采用路为国家的区划。其实，我国的区划模式大体上经历了汉州、唐道、宋路、元省等几个时期。在唐朝统治时期，国家划分为15个道。到了宋朝统治时期，则演变为23路。那么，从唐朝的道，演变为宋朝的路，对国家的统治起到多大作用?今天，我们就聊聊道和路的演变。

　　首先，我们需要聊一下我国的郡县制度。在秦国统一东方六国以后，并没有推行分封制，而是全面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36个郡，每个郡再划分为好几个县。太守和县令等地方行政官员，由朝廷负责选拔。进入西汉统治时期，汉朝继续使用郡县制度。但是，由于郡县的数量进一步增长，朝廷直接管理地方存在很大的困难。

　　因此，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把全国划分为13个州，例如兖州、青州、豫州等等。每个州设立一位刺史或者州牧，比如荆州刺史、益州牧等等。州并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州刺史负责监察辖区各个郡县的官员，然后汇报给朝廷。到了东汉统治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各州监察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半行政区。各州的刺史和州牧，成为了潜在的军阀。在东汉末期，出现了各州军阀混战的局面。进入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以后，州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例如雍州、凉州、广州等地开始出现。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南北，动荡了400年的华夏大地再次合并。但隋朝统治的时间非常短，仅仅只有30多年。唐朝取代了隋朝的统治以后，在建国的初期，采用高官厚禄的方式招纳各地的前隋官员投降。由于国家的州县数量不足够分封那些官员和贵族，唐朝采用了“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的糊涂办法。结果，出现了“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的复杂情况。州县数量太多，存在很多管理上的困难。

　　由于朝廷直接管理州县，三省六部的官员们对各地区的情况并不一定了解。为了解决州县过多的情况，唐太宗李世民上台以后，开始建立道制度。根据记载：“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道类似于汉朝的州，但并不完全一样。每个道设立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观察使等官职，道的官员除了负责监察官员和地方以外，也负责中低级官员的选拔和赋税征收工作。

　　由此可见，道拥有了一定的地方行政权。随着唐朝国内情况的变化，各方面的制度也随之变化。在唐玄宗在位时期，鉴于管理上的需要，唐朝把10道改为15道，分别是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山南西、剑南、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等15道。按照朝廷的规定：“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从表面来看，道仍属于标准的监察区。

　　但是，唐朝中后期的名臣杜佑如此评价：“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节度、团练等使以督府军事。租庸、转运、盐铁、青苗、营田等使以毓财货。其余细务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数。其转运以下诸使，无适所治，废置不常。”尤其是以理州县，说明道开始负责各个州县的行政事务，道从监察区向行政区又迈进了一步。同样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出现了节度使。起初，节度使专门负责军事，后来则逐步兼管人事、赋税、财政、后勤等各方面的工作。

　　由于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在唐玄宗在位的末期，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唐朝经过8年时间，才平定了叛乱，极大的消耗了唐朝的国力。由于唐朝逐步加强地方权力，最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情况。在唐朝统治的后期，唐朝的历代皇帝们，曾经试图扭转这样的局面，但都无力回天。

　　宋朝的名臣洪迈总结藩镇割据的时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由此可见，唐朝末期的藩镇割据、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给宋朝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在宋朝建立以后，全力削弱地方权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中，从道演变为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在宋朝统治的初期，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宋朝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南方各地。因此，暂时沿用了唐朝道制度。但是到了997年，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宋太宗不再奢望北伐夺回燕云十六州。宋太宗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治理国家方面，鉴于道各方面的问题，宋太宗将道改为路。按照记载：“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难以经久。节镇统支郡，以转运使领诸路事，其分合未有定制。”

　　关于宋朝路的数量，从宋太宗时期就不断变化，从太宗朝的15路，演变成为真宗朝的18路，到了宋神宗时期，又变成了23路，并且正式确定下来，被历代宋朝皇帝沿用。分别是“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

　　对于从道改路，宋仁宗时期的顶级文臣司马光是这么说的：“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将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请注意，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基本上等于行政区，仅仅缺乏对军权的控制而已。对于各路官员的权力划分，宋哲宗曾经下发了明文规定：“凡本路钱谷财用事悉委转运司，刑狱、常平、兵甲、贼盗事，悉委提点刑狱管勾。”

　　其实，已经出现了民政与司法分离的趋向，类似于明清时期每个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认真的说，从道改为路，属于巨大的进步。军政、民政和司法等部分分离，地方官员们相互制约，不存在对抗朝廷的可能性。宋朝的军队由朝廷直接管理，虽然每个路都设立了安抚使，负责管理军政，但安抚使基本上属于虚职。这样的模式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地方官员再也没有了割据一方的能力。以至于元明清三朝的地方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宋朝的分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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