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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二者斗争的本质是不同的。杨广与杨勇的斗争，仅限于争夺太子之位，对皇帝杨坚不构成威胁，即便他当上了太子，仍然受制于杨坚。因此，杨广争夺太子之位成功后，皇帝杨坚仍然掌控大局多年，只是在杨坚病重临终之前，杨广才突然发难，这还是在争取到了杨素支持的前提下，用东宫卫士替换了杨坚身边的卫士，把杨坚控制了起来。杨坚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进行反击了。而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斗争，则不仅仅局限于争夺太子之位，这一斗争的实质，是李世民与李渊的斗争，也就是唐朝开国功臣首领与皇帝之间的斗争。至于李建成，只不过是李渊手里的一枚棋子而已。
正是由于李世民与李渊斗争的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李世民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上位，因为李世民本来就是开国功臣的首领，身兼尚书令、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一系列朝廷和地方的要职，本来就已经对皇帝李渊形成了极大的威胁。除非李渊愿意自己主动让出皇位，否则李世民就不可能以和平手段上位。李渊自武德六年(623)以后，就开始着手打压李世民，而李世民也相应地进行反击。武德七年(624)发生的两件事情，证明了李世民和李渊双方都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对方。
第一件事就是杨文干事件。我看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凭空怀疑这是李世民诬陷李建成的，实际上，史书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李建成派出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给庆州都督杨文干私下运送铠甲，李渊后来把李建成的官属王珪和韦挺流放，充分说明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绝不可能是李世民诬陷。而李建成给杨文干私送铠甲，明确说明了李建成当时已经要对李世民动手了。同时，擅自发兵和私自持有铠甲，在唐朝都是重罪，根据《唐律疏议》规定，诸擅发兵者，“千人绞”，即擅自发兵1000人以上就判处绞刑;诸私有禁兵器者，“甲三领及弩五张，绞”，即私自持有三领铠甲和五张弩的，就判处绞刑。在这么明白无误的确凿证据面前，李渊居然公开拉偏架，只是处罚了李建成的官属，而不处罚李建成本人，顺带还牵连了李世民的官属，“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巂州”(《资治通鉴》)。v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李渊不想处置李建成，原因也很简单，李建成是李渊制衡李世民的棋子，李渊不可能自己主动把这枚棋子废掉。杨文干事件清楚地表明，李渊是不会主动处置李建成的，李世民想通过和平手段上位，不可能。第二件事就是行台废置事件。当时李渊准备削除各地的行台，所谓行台，是唐朝初年存在的一种权力很大的地方军政机构，主要有陕东道大行台、益州道行台、山南道行台、东南道行台、山东道行台等。李渊自武德五年(622)开始着手撤销行台，先后陆续撤销了山东道行台、山南道行台、东南道行台，并将曾任山南道行台和东南道行台仆射的李孝恭下狱，但是，削到李世民的益州道行台时，李渊却削不动了，李渊曾一度撤销了益州道行台，并将李世民的心腹、益州道行台仆射窦轨下狱，
“(武德)七年，废行台省”(窦轨碑)，“后征入朝，赐坐御榻，轨容仪不肃，又坐而对诏，高祖大怒，……诏下狱”(《旧唐书》窦轨传)，然而此后不久，李渊又不得不恢复益州道行台，并将窦轨官复原职，“俄而释之，还镇益州”(《旧唐书》窦轨传)。这其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李世民的反击。这清楚地表明，李世民势力实在太大，李渊想通过和平手段处置李世民，也不可能。由于李世民和李渊双方都不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对方，因此，只能走到刀兵相见的地步。李渊默许李建成和李元吉策划昆明池计划除掉李世民，此事被李世民知道后，李世民绝地反击，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了李渊的妻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皇帝李渊同时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李渊看到自己大势已去，两个月后退位，宣告了自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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