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却无法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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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万历初年,由于张居正秉政,施行“一条鞭法”,规定地租赋役除缴纳谷物和钱钞外,还可以银缴纳。即所谓“计亩征银,折办于官”。从此在赋税上由缴纳实物逐渐转变为缴纳货币。这是中国赋役制度上的一大进步,金银也逐渐成为贵重的货币。伴随着海外西班牙等殖民国家的白银大量流入明朝,为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奠定了货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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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雏形的出现

  明朝嘉靖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孕育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以苏州、杭州盛产丝绸的地方而论,明代张瀚曾在《松窗梦语》中,谈到他祖父经营丝绸业发家的情况:

  “毅庵祖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所酿酒尽败,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宁帛,备极精工,每下一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

  从成化年间起,太湖地区的地主商人闻风竞起,由苏州到杭州的运河两岸,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作坊型小城市,而其中以靠近吴江盛产丝绸的盛泽镇最为出名。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绘盛泽镇工商业繁荣的情况说:

  “络纬机栌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丝绸牙行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布,俱到此市上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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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两则实例,真实反映了明朝中期丝绸业兴盛的景象。当时的纺织业已由简单的家庭手工业逐渐转换成独立的手工业作坊,甚至发展出了部分手工业小工场。手工业作坊的组织结构中有作坊主,即由地主兼营工商业的资本家,也有脱离农业生产的机工。他们的关系是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雏形。

  产业发展,最终确立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由于工商业利润高,江南比较开明的地主便把生产粮食的土地,改为种植可以出售的商品作物。山西晋南运城临汾等地的地主侯常等八大家,把经营土地的所有资金投入到商业中,在大运河沿岸开设了绸缎、陶瓷等商铺。

  当时各大小城市的工商业,都比嘉靖以前繁荣。再从江南的情况来谈,先前种植水稻的土地,不少被改为桑田。由于纺织出来的丝绸需要染色,河南一带不适合种植桑树的地区开始种植蓝靛,安徽南部则种植红色染料茜草。这样一来,因纺织业的需要,又出现并催生发展了相关的染布业。

  总的来说,明代苏松一带的纺织业发展是逐步扩大的。当时,大量的丝绸和布帛通过徽州、苏州和山陕商人行销到海内外。他们相互结成富有地域特色的商帮,行商的范围,东北远及沈阳和辽阳,西北到达甘肃,东南则以太湖苏松为根据地,从而南走湖广,穿过岭南,漂洋过海,行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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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切的商业活动的开展,都是建立在江南的纺织业基础之上的。为此各地的商人都在苏州建立了会馆,如广东的岭南会馆、陕西的全秦会馆、山西的全晋会馆等。另外,也正是由于商业活动的逐渐发达,商人们随身携带的大量资金进行远行,旅途极不安全,于是出现了现代金融行业的雏形,“票号”及相关异地汇款制度,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受到的限制及打压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缺陷。

  它的特点是自发性的,较少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约束和政府过度的限制。本来,封建社会内的商业,早有积蓄资金的习惯,但它往往尚未发展起来,就经常被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所扼杀。

  但到了明末,由于商业资本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经营方式,出现了商人兼小作坊业主与脱产的手工业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这点微弱的萌芽,真实反映了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色,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视,由于手工业作坊虽然能够积累原始的资本,从事诸如“绸行”一类的经营活动。但由于资金毕竟有限,也过于分散,因而未能建成较大规模的工厂,充分发挥资本集中生产的作用。

  而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不能快速的发展起来,除了其自身的缺陷以外,还有着其内在的限制,也有着外在的战争及社会变化共同影响。

  内在的封建体制剥削及阶级认识限制:

  万历年间,由于江南与山陕部分地区商业活动较为发达,明朝统治者对这些地区派出宦官任意增设相关商业税种。同时,对南北货物转运的水陆交通要道,设置大量征税关卡,以上种种剥削方式,严重影响了资本发展的经济活性。其中最为重要的由江南通往京师的运河两岸,如德州、济宁等地的丝绸商铺,大多因此逐渐关闭,这也就严重影响了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与壮大。

  再者,由于新兴的工商业代表们,大多是由原先的地主阶级转变而来,在本质上依旧是封建地主阶级,而这一类地主阶级又分为保守与开明之分。

  保守的地主如北方掌握着大量皇庄及私田的宦官魏忠贤和大官僚冯全等,他们代表着顽固保守的封建地主,其投入到商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利润,除被用于享受以外,大多被以“窖金”的形式被隐藏起来,留作子孙后代之用,根本无法形成资本的再投入价值。

  而开明的南方的地主,以松江官僚大地主徐玠、高棋、董如昌为例,则是田连万顷,广厦千间,机坊林立,童仆千人,但他们也仅仅满足于从纺织业赚取的利润来购买田产,并未增加更多资本投入到工商业再生产环节,更谈不上从事更大规模的经营活动,极大的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外在的战争及社会变化打压影响:

  明朝末年清军入关之后,动荡的局势及对工商业的轻视,更是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开始出现迟缓到几乎停滞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后,为在江南地区确立统治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使江南地区的纺织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江西的景德镇陶瓷也受到交通的影响无法运送到苏松地区,导致这个时期的江南物资匮乏,物价高涨,社会极为动荡,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被迫停顿了下来;

  其次,清朝入关之后重官轻商的思维十分严重,认为商人是下民,难与士大夫相提并论,当时除了扬州的大盐商可以捐官,其他商人是不被允许进入仕途的。这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大量新兴资本家成为新贵族,进而开始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第三,经过明末清初的奴仆暴动,清代不少地主在官僚大地主张英等人的影响下,都将做官剥削得来的钱财,大量购置田产,因而造成社会资金被大量田产所套牢,未能投入到工商业的经营过程中,更是无法产生资本积累,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被逐渐掐灭。

  结语

  总的来说,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内外商贸市场的扩大,已然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雏形,但受制于内在的封建体制及阶级认识限制,还未进入真正的高速发展的阶段,即迎来了满清的入侵,进而在满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压制政策的影响下,最终掐灭了明末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原有的领先世界,开放吸收,开始封闭自守,逐步落后于西方,最终被西方所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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