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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都学习了解过。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大力恢复经过战乱破坏的社会生产。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是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盛世。盛世之下，似乎百姓应该是生活富足美满，安定幸福。但真相却并非如此，文景之治下的普通农民仍然非常贫困，并非安居乐业，仍然有“卖田宅，鬻儿女”的现象!
文景之治
晁错曾经在给汉文帝的《论贵粟疏》中，对于当时社会普通农民生活状态有过如下描述：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需要服徭役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还得砍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交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
赋税
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曾说：“农民穿的是破烂衫，吃的是猪狗食。”当时的一些文字记载，也验证了董仲舒的话是确切无疑的。以西北地区为例，那里的农民，冬天没有衣服穿，整天卧在草窝里;必须出来见官时，只能忍着寒冷，披草而出。不要以为官员是给这些可怜的农民送温暖来的，他们是来要钱催税的。农民没有办法，就把妻子或自己卖掉，给人家去做奴隶。当时的街上就有若干木栏，破落的农民走进去，像牲畜一样出售自己。通过这些相关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身处盛世之中的普通百姓、农民生活仍然是很贫困的，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封建社会“盛世”的表现是社会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比较繁荣。它的出现同样是以对农民的沉重剥削为前提的。这种“沉重”与前代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相比，确实减轻了，这就是“轻徭薄赋”。换言之，决不能把“文景之治”式的封建“盛世”理解为农民的“天堂”。这种“盛世”也很难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西汉实行编户制度，编户农民对封建国家承担四项负担：一是田租，即土地税;二是算赋和口赋，即人头税;三是徭役;四是兵役。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西汉国家对自耕农剥削较秦代有所减轻，但农民负担仍然很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除此之外，豪强地主和大商人对于农民的侵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农民低价卖出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他必须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到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将粟价压之又压，商人通过贱买贵卖，不劳自肥。西汉社会中“以末致财”的大商人千千万万，但须“用本守之”。经商致富的大商人需要掠夺土地，成为大地主，守住家业。所以大商人无不求田宅，凭借财富役使贫民。大商人兼并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用董仲舒的话总结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方面是骄奢淫逸，一方面是饥饿死亡，这就是西汉全盛时代的社会景象!
辛勤耕作
文景之治下的盛世，是统治集团的盛世，而非老百姓的盛世。黄老政治最大的缺点是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策的保护下，大量兼并自耕地，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而穷人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从普通百姓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文景之治，尽管农民一年到头辛勤耕作，仍然不能免于饥寒困苦。如果遇到天灾或者豪强地主侵逼，只能卖儿鬻女，甚至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饥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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