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在名字称谓上有一种特殊礼俗，称为“避讳”，其总的原则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关于避讳，古代有着许多严格而繁琐的规定，下面具体来讲。
一
避讳始于周代，完备于秦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元明清各朝，又以宋代最时兴。避讳主要是讳言其名，某些朝代或某些地区，对应尊崇者连字也要求避讳，而称其比字更尊敬的称呼。总的来看，官民百姓之间讳字者不多，主要是讳名，对于帝王，则名、字都要避讳。
避讳分国讳和私讳两种。国讳又称官讳，是指举国之人都应避讳的名称，主要是皇帝及皇帝的祖、父、皇太子等人的名字。如唐高祖李渊当皇帝后，他的祖父李虎虽早已死去，且未当过皇帝，但在当时“虎”字便应避讳。皇帝是天下至尊，当朝皇帝，称呼他为皇上、上、万岁、陛下。死去的皇帝，称他的谥号、庙号，绝对不能直呼其名。
如清代学者吕留良，在他的著述中，诋毁清圣祖康熙皇帝吝啬，文中便直接说康熙如何如何。雍正大兴文字狱，定吕留良大逆不道之罪，其中罪行之一，便是这样称呼先皇帝，雍正在上谕中指斥：“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
对于皇帝的名字不避讳而直接称呼或写出的，属于犯罪行为，是对皇帝莫大的不敬，甚至与名字相关的字、音相同的字也要避开。因而，对皇帝称呼的避讳，不仅仅人人都应遵守，而且是一种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礼俗，诸如取名、谈话、写作、通信、科举答卷、公文往来、事物名称，等等，凡与皇帝名字的字、音沾边的，都在避讳之列。社交场合尤其应该注意，一旦被检举，便成了罪名。
二
避讳皇帝名字最常用的方式是改字、去字，如汉武帝叫刘彻，彻字就需要回避，他登基后，汉初的大臣蒯彻，用与“彻”字意义相近的“通”字代替。雍正皇帝胤禛登基后，他的二十几个兄弟，都将“胤”字改为“允”字。而当时的诗人王士禛，则因“禛”字需要避讳，而被改为音近似的“正”字。
还有，雍正即位后，地名中的真定县、仪真县，也因避讳而改为正定县和仪征县，一直沿用至今。与皇帝陵寝名字相同的名称也得避讳，康熙皇帝的陵寝叫景陵，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便下诏将湖广的景陵县改为天门县。
此外，物名也须避讳帝名，山药原名薯蓣，因避唐代宗李豫的名讳而改成“薯药”，到了宋代，宋英宗赵曙即位，又得避他的名讳，薯字又改为山字，这样，薯蓣便一改再改成了山药了。
蒸饼，在宋代曾改名“炊饼”，也就是《水浒传》中武大郎买的那个炊饼，也是为了避宋仁宗的名字赵祯。避名字同音字及近音字的避讳法叫避嫌名，它所避讳的范围要比避名字本字的范围要大得多，前述宋英宗赵曙，所须避的字除“薯”外还有暑、属、竖、赎、树、澍、抒等等，其中暑、薯、属、树等常用字，要涉及相当多的事物名称和日常用语，这就十分麻烦，因此官方也就无法禁止。
清代的皇帝就比较聪明，发现避讳自己的名字在避嫌名上的上述弊端后，再有官员避其嫌名者，便严厉申饬：“朕安得有许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
避讳还有去字、避字等方法。如唐人修史，遇到前代人名与当朝庙讳相同者，便采取这种方法。名字中有两个字的去掉一个字，萧渊明犯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去渊字改成萧明;韩擒虎犯李渊的祖父李虎名讳，去虎改成韩擒。名字是一字名，又犯讳，避此字而称其另一个名字——字，如褚渊，称其褚彦回，刘渊，称其刘元海，石虎，称其石季龙。
三
避国讳还有缺笔、空字、复盖等方式，这些都是用于书写时的避讳方法。缺笔法是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果缺最后一笔成了其他字，那就缺倒数第二笔，或采取其他方法。如孔子的名字孔丘也是国讳，丘字缺一笔成了“斤”字，因此缺倒数第二笔。地名中有丘字的，如直隶任丘县，写作任邱县。
空字法是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写，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凡当代皇帝名字的字，都不写，以“上讳”代之，不注。唐人修《隋书》，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把王世充的世字空而不书，而写成“王充”。
复盖法是将应避讳的名字之字写出，以纸复盖。清代纂修的《大清历朝实录》，以朝为单位叙述该朝皇帝在位时史事，每朝开始，必须写出皇帝名字，不能不写。又须表示出不触犯圣讳之意，于是以黄纸盖上，可见当时为了敬避帝讳，可谓挖空心思。
文人士子、官员特别应注意书写时对圣讳的避讳，如果在著述、考卷、公文、书信上面忘记避讳，即所谓“犯讳”，落在白纸上的黑字变成了无法否认的罪名。清代的文字狱之一——王锡侯《字贯》案，便是明显的一例。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新昌县人王泷南，控告举人王锡侯所著的《字贯》一书，诋毁康熙朝由圣祖钦定的《康熙字典》一书不便利用，编得不好。江西巡抚海成看了《字贯》一书序文中王锡侯贬低《康熙字典》的语言，认为文中虽无悖逆之词，但贬抑皇帝钦定之书，实属狂妄不法。
此事上奏朝廷后，乾隆帝开始也认为王锡侯不过是个狂妄之徒，但当他审查《字贯》一书时，在“凡例”中又发现把清圣祖、清世宗及他的祖孙三代的名字全部列出，并未避讳，不禁勃然大怒，认为这比海成所说的罪行要严重，是“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最终，王锡侯斩首，几个儿孙发往黑龙江为奴。
四
私讳，主要指的是家讳，即某家族对尊长之名字的避讳，而其他人与该家族人交谈、字面往来，也应遵从他家的讳称，不然的话，便是失礼。
避私讳也常用改字、替字等方式。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他写作《史记》时，凡遇谈字，则改用“同”字，战国时期的张孟谈，在《史记》中便成了张孟同。这种避家讳在宋代最为盛行，有个叫刘温叟的，因父亲名“岳”，便终生不游嵩岳(嵩山)和岱岳(泰山)，也不听音乐。
为自己家的尊长避讳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应避的名字自己都清楚，为别人避讳可就麻烦了，需要了解对方尊长即对方的名讳，古代有句话叫“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后一句说的就是这方面的应注意的事情。避这种私讳比避国讳还不好办，避国讳主要是避皇帝一家，记住其一家的讳称便可应付，而避这种私讳，则每个交往对象及其家族尊长的名讳都要知道，否则稍不注意就会失礼，引起对方不快或招来麻烦。
东晋的桓玄被选为皇太子洗马(指的是一种官职)，友人们前去祝贺，桓玄设宴招待。席间有位客人嫌酒凉，要求温酒。桓玄听到这句话竟然哭了起来。原来桓玄的父亲叫桓温，温酒这句话犯了他家的讳。这位客人知道后非常尴尬，只得起身告辞，欢庆的酒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常用的字更不容易避讳。宋代有个田登的地方官，他这个“登”字就不好避，衙门晚间掌灯总是要提到灯字，偏偏这位田登对避讳十分讲究，决不允许属下官吏犯讳而有损他的尊严，不少人因此被他鞭笞，于是，衙门中都将“灯”字改为“火”字。
当时元宵节有放灯的习俗，百姓可自由放灯，田登的下属官吏便奉命贴出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把放灯写作放火，从此便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
有的朝代，官员任职时与家讳有关的官名、任官地也要求避讳。东晋时，朝廷任命王舒为会稽内史，不料王舒以他父亲名王会，说是应该要避讳，说什么也不肯赴任。最后朝廷想了个办法，将会稽暂时改为“郐稽”，王舒无话可说，这才勉强前去。
这种避讳到了宋代时大为盛行，以致朝廷也不得不从这一礼俗而专门制定出制度，规定官员们所授官职，遇到衙署名、地名、官名等犯父、祖名讳者，都准予回避。回避的方法有改地、换职、改官名等。
封建时代最重礼法，避讳是也古代礼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这一中心思想。如今看来虽觉滑稽，但却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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