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创立一个新制度,却给大清埋下了致命隐患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雍正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中国封建社会,不具备现代意义的舆论监督,因而监察机构官员的进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那么一旦监察权萎缩,必然会使舆论监督丧失殆尽。尤其是清代皇帝几乎是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

  明代时言官的监察权尚在,如正德皇帝准备南巡,一百零七名官员因疏谏劳民伤财的南巡而在午门外罚跪,另有一百五十名官员因疏谏南巡遭受廷杖,但官员的上疏毕竟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南巡终未成行。

  同样,南巡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竟发生了六次,究其原因即在于包括御史在内的官员无人敢于疏谏南巡,在缺乏舆论监督的情况下皇帝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其封建体制的自我调节也就失去了作用。

  封建社会的监察体系,由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谏议大夫演变而来。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监察百官,而谏议大夫除了监督官员外还有权对皇帝进行规谏,且主要职责是匡正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一种双重体制,到明代形成“科道”。“科”指的是六科(对应六部),设置都给事中、给事中等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道”指的是都察院中的十三道御史,主要是监督百官,都察院的前身则是御史台。但到了清代,监察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沿用明代科道监察机制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在迁都北京后承袭明朝官制,形成于明代的科道机制自然被沿用,只不过把十三道御史改为十四道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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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机制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的,这一监察机构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少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自身的气量与素质。皇帝毕竟握有生杀予夺大权,而科道官员在履行职责时身家性命却毫无保障,责罚或杀害监察官员的悲剧时有发生,这一点在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后表现得尤其突出。

  高度集中的皇权已经不能容纳臣下的进谏之权,即使是建立科道机制的明朝皇帝也屡屡以“廷杖”施之于科道官员,死于廷杖者不可悉数。

  顺康时期对科道的遏制

  清朝统治者在沿用科道监察机制的同时,也继承了明朝皇帝对科道官员的残酷压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就曾发生打击科道官员的事件。

  顺治二年八月,科道官员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吴达、李森先等人弹劾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所行弗类”,而冯、孙、李三人因率先剃发易服得到多尔衮的赏识。为此多尔衮在重华殿声色俱厉地对内院大学士刑部、科道官逐一审问,并对言词激烈的李森予以革职。

  顺治帝亲政后,也多次对履行职责的科道官员进行裁制。顺治十一年(1654年)一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对热衷骑射的皇帝进行规劝,其结果是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十二年一月,兵科给事中李上疏,力陈“逃人法”是酿成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的一种重要原因。尽管李之疏切中时弊,但他却因履行进言之责而被罢官、发配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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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时期,科道官员联名上疏吁请立储而同皇帝意见不一,亦遭到严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第二次废太子之后,一直未立太子,而储位的久空,则使得诸皇子对皇储的争夺愈发激化。

  自康熙五十二年以来请求立储、以固国本的呼声就从未间断过。到了康熙六十年,皇帝已近古稀,身体也每况日下,择立皇储已迫在眉睫,然而出于对太子党的防范,康熙帝仍无立储之意。该年三月,正值庆祝皇帝即位六十周年大典,任坪、范长发、高怡等十二位监察御史公奏:“恳请皇上独断宸衷,早定储位”。

  不料康熙览疏赫然震怒,不仅将十二位御史革职、锁拿,还在庆典结束后把进言者全部发配西陲。伴随着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高度集中的皇权愈来愈不能忍受监察机制对君权的匡正。

  雍正与“科道合一”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令将六科归入都察院,从此形成了“科道合一”,六科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衙门。科道合一,反映出封建社会这种双重监察体制向单一监察体制的转变。宋代的“台谏合一”——御史台与谏院的合并,就呈现出向单一监察体制过渡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台谏合一”是使得御史台享有谏院的向君主进谏的权力,从而扩大了监察机制的权限;而清代的“科道合一”则是使六科同十四道御史一样只是负责监察百官,失去向皇帝进谏的权力。表面看,这种从制度上堵塞言路的做法,不像明代的廷杖那样血肉横飞,但其对言路的遏制却更为严厉,也为大清王朝埋下了隐患。

  监察机制权限的萎缩,使得皇权已经发展到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步,不仅不能对皇帝进谏,对皇帝的宠臣进行弹劾也要承受巨大的风险。雍正四年(1726年)由直隶总督李绂与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互劾所引发的御史谢济世劾田文镜,雍正帝因此而将谢济世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

  到了乾隆时代,不要说皇帝宠信的大臣不能参劾,就连宠臣的家奴也在皇帝的庇护之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锡宝目睹乾隆长期宠信和珅造成吏治愈发败坏,便上疏弹劾和珅的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刘全在北京置有房屋100多间,开当铺数家,家产累计有20多万两银子。

  由于和珅在乾隆见到疏奏之前就已有所闻,已经通知刘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把其他违制的物品转移。曹锡宝的弹劾不仅未能对和珅有所震慑,反而在皇帝的脑海中留下了言而不实的印象。

  尽管御史有风闻言事之权,但乾隆帝却抓住曹锡宝“所参不实”不放,并因此而推断,曹锡宝的矛头实际是针对和珅的,于是在所颁谕令中公然言道:“曹锡宝如果见全儿倚仗主势,有招摇撞骗情势,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

  遏制言路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疏请永行停止实行议罪银,其理由如下:督抚在交纳议罪银后,无论清廉与否,都要想方设法向下属搜刮钱财,尔后如再遇到下属亏空、营私,就不得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这道疏触及乾隆晚年吏治败坏、州县亏空的关键。乾隆看到此疏之初相当震动,特为此颁布谕令,明白写道:“状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遐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借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奉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状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尹壮图在复奏中进一步论述实行议罪银所带来的危害——“督抚声名狼藉,吏治驰废”,为了能彻底解决这一积弊,尹壮图建议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自己一起去各州县密查亏空。

  不料尹壮图的回奏竟使得乾隆帝大怒,在他看来当下乃乾隆盛世,不容诋毁,如果按尹壮图所说的“诸省商民蹙额兴叹”,那岂不是在打盛世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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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乾隆帝令户部侍郎庆成与尹壮图一起去山西、直隶、山东等省检查州县亏空,但乾隆帝拒不采纳密查的建议,而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致使被查州县,在事前即已得到风声。而户庆成每到一地先游宴数日,使被查州县有充分的时间挪借银两,造成并无亏空的假象。

  其实,乾隆帝对各省州县的亏空并非全然不知,但他执意认为尹壮图心怀叵测,要把他即位以来的丰功伟绩一笔抹杀,把太平盛世说成是“横征暴敛之世”。因而乾隆不仅不能正视尹壮图所揭露的吏治废弛、州县亏空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反而千方百计来证明尹壮图是捕风捉影、沽名钓誉。

  尹壮图回京后,便将其下刑部治罪,秉承皇帝旨意的刑部官员将其拟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并不想留下怒杀言官恶名的乾隆,虽然最终将尹壮图开释,但其拒谏的种种表现,把原本相当狭窄的言路完全封闭。

  嘉庆亲政后,也做过其父类似的堵塞言路的事情,洪亮吉上疏言事,同样也遭遇到了尹壮图一样的结局。到了道光即位后,为了遏制言路,竟然把“章疏中有破体疑误字者,摘出交部议处”,于是科道相戒不敢言事,而言路堵塞,最终酿成了内外兵祸,开千古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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