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620年9月26日“一月天子”、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1620年9月26日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去世，汉族、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年号泰昌，庙号光宗。明神宗朱翊钧长子，母亲孝靖皇后王氏。
朱常洛身世和明神宗一样，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所生。因此朱常洛从小得不到父爱。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措施，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拨乱反正，重振纲纪。但每日回宫后却沉于酒色，纵欲淫乐，身体羸弱。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二十六日病逝，终年38岁，史称“一月天子”，庙号光宗，谥号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葬在明十三陵的庆陵。
出身卑贱
明神宗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1587)册封后，都无子嗣。万历九年(1581年)，神宗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神宗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万历十年(1582年)，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神宗长子，取名常洛。
梃击之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眼疾手快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最后，神宗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史称“梃击案”。(《明史》中未曾证实这一案件，但郑贵妃觊图夺嫡之事确有此情。)
但梃击案过后，检讨缪昌期认为“梃击”后台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于是义愤地说：奸徒狙击太子宫，能以“疯癫”二字开脱乱臣贼子之罪，以“元功奇货”抹煞忠臣义士吗?后缪昌期被阉党陷害致死。
万历皇后没有子嗣，众多嫔妃中对郑氏尤为宠爱，万历十二年(1584)被晋封为贵妃，产下皇二子朱常溆，可惜夭折。皇帝对她宠爱不减，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初五生皇三子常洵。随后郑氏便晋封为皇贵妃，并借机乞求神宗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8] 神宗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万历专宠郑皇贵妃，迟迟不立太子。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万历皇帝搁置不管，仍旧宠爱郑氏。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就因为有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终于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恭妃王氏仍旧寂居幽宫，见不到万历帝，整日以泪洗面，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氏薨逝，大学士叶向高建议厚葬，可是皇帝居然不同意。再进言，皇帝才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命丧红丸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皇帝驾崩。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但却因红丸案驾崩。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1620年)五更，朱常洛驾崩。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享年三十八岁。
废矿税
朱常洛即位后便下令罢免全国范围内的矿监、税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动。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感厌恶，所以诏书一颁布，朝野欢腾。
饷边防
朱常洛即位后，便借皇帝遗诏的名义，发内帑百万犒劳边防将士，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巡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将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朱常洛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为它用。
补官缺
朱常洛先命令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侍郎二人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将何宗彦等四人均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启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同意将因为“上疏”立储获罪的三十三人和为矿税等获罪的十一人一概录用。[18] 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罢免的官员，像袁可立、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都是在这一时间被起用的。
史书评价
《明史》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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