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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骑射向来是立国的根本大计，因此对于军马的管理向来都给予高度的重视。江南地区气候湿热，人多繁杂，不适合蓄养马匹。每年大批量的军马死亡，导致采购马匹需要花费的银钱数额居高不下。

　　江南本地无良马，一般都从外地采购，因此运输成本又成为额外的军费负担，给兵丁生计带来消极影响。驻防江南的八旗、绿营各自都有一定的牧放制度，同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清廷还严格要求兼顾牧放与农耕。不过由于江南本地的环境影响，军马牧放效果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马匹消瘦、容易得病死亡，这些问题难以解决。

　　大清的江南军马分为八旗军马与绿营军马两大类，二者根据自身条件，形成各自不同的管理体系。所谓的八旗军马，就是驻防江宁、京口(镇江)两地的军马。骁勇的八旗军向来擅长骑射，因此对马匹质量和数量的要求都要高于绿营。

　　在八旗军中，马兵所占的比例远高于绿营。康熙朝时，江宁驻防马兵4000人，步兵700人，京口驻防马兵2000人，步兵700人。京口驻防的军队里，马兵所占的比例低于江宁，那是因为京口驻防全部是汉军构成。

　　两地额定的马匹数量也不相同：江宁官员1114匹、兵丁12015匹，京口官员603匹，兵丁6043匹。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数额来算，那么八旗兵丁中，每人应有3匹马，以方便换乘。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一来受限于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马匹很难养得肥壮;二来人均3匹马的数量也根本不能实现，况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概是从康熙后期开始，江南八旗兵丁每人实际上只有1匹马在用叫做实拴马，另外的2匹叫做存价马，并没有真正的蓄养，而是将准备买马的银子存放在库中。没有需要时便不采买，需要的时候再及时补充。另外，江宁、京口的驻防兵丁“除向例应栓马匹外，又有每兵五名公拴马一匹”，这样算下来，两地共有公用马匹一万两千匹。

　　雍正朝到乾隆朝初期，江宁、京口两地实际的军马数量总共是七千余匹。乾隆朝十六年，公拴马一千两百匹，从这一年开始停止蓄养。乾隆二十八年，京口的汉军撤销旗档，其原有的两千马兵和军马同时被裁撤出旗，为了保障军事力量，清廷补充在江宁的蒙古八旗代替。江南驻防八旗实际拥有马匹数由此骤减至四千匹。

　　清朝初期和中期，江南绿营马兵与步兵的比例维持在一比九，马兵只占据总兵数量的十分之一。根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江南各级官员共拥有马匹1498匹，兵丁占有马匹4928匹。这是清朝拥有军马总数最多的时候，后期逐渐减少，但是幅度不大。到乾隆朝时，江南绿营兵额定马屁数量为4040匹。

　　康熙朝中期开始，到乾隆二十八年，江南八旗、绿营军马实际军马数量为10000余匹。军马的大量死亡成为严重的问题。从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到次年年底，仅一部就死亡马匹433匹，远远超过官方给出的额定军马死亡数量。这使得江南军马一时限于紧缺的状态，各军营中军马的数量均达不到额定标准。

　　为了不影响使用，朝廷下令及时采买，此后每年花费在采买军马上的费用居高不下。乾隆朝初期，江南绿营每营每年需要买一千多匹军马。八旗中没有军马死亡，照价赔偿的制度，但是也面临着大量死亡的问题，也需要大量采买补充。京口八旗驻防事迹蓄养马匹两千匹，每年需要补充采买五六百匹。根据满文史料记载，江宁驻防在乾隆十五年到乾隆十八年这四年里，采买的马匹数量分别是1492匹、1054匹、1036匹、998匹。

　　由此可以大致推算，乾隆二十八年前，江南八旗、绿营各部每年需要采买军马三千余匹，此后稍微减少至两千到两千五百匹左右。江南地区每年采购军马的数量占到额定总数的25%-30%，比例居高不下。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加上江南人多地少，因此不产骏马。驻防八旗采买的军马大多来自外地，多是张家口等北京西北长城各口。这样采买的军马，叫做“口马”。朝廷对采购军马有一定的制度规定，每年采买时，“每旗委派官一员，领催、披甲各七员前往购买”。

　　八旗采买军马是这样规定，而绿营各部采买的流程就要复杂得多。康雍年间，江南绿营中只有京口将军、两江总督、巡抚与提督治下的各营，委派官员前去各口处买马。采买的时候，“督提等标分委备弁、兵丁，给以咨批，至兵部挂号，前赴张家口采办。口上商贩人等俱先以货物换回蒙古马匹，成群牧放。差员到口，即向商贩交易”。除此之外，苏松、狼山镇标“尚或另请购买，其余各协营并无赴口买马之例，亦不附各标营带买，或就当地购觅，或从行贩转买”。

　　直到雍正十一年，才统一购买口马。乾隆十八年，由于江南气候湿热，加上喂养的食物口马不习惯，导致大量的口马生病死亡。即便是当时没有死亡，也不能正常使用。因此乾隆帝下令江南等南方省份不再采购口马，而使用地域较近、脾性类似的附近省份的“土马”。

　　与口马相比，土马身材矮小，不够强健，实用性远远不如口马。而且附近的山东、河南、浙江、江西都不是产马的地方，只有湖广地区有少量土马，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军需。这样一来，江南八旗、绿营都陷入了军马大量不足的困境。

　　乾隆二十年，江宁驻防八旗实际拥有蒙古马1702匹，汉马503匹，与额定的马匹数量相比，还缺少将近1800匹之多，缺少的接近额定的一半之数。南方各省大员纷纷上表，希望再次开放政策，采买口马。形势严峻，清廷只得再次调整，下令各省暂停采买土马，等一两年，口马数量充足的时候采买口马。从那之后，江南军马再次恢复到从前的采买制度，仍旧以口马为主。但是短期内原先存在的土马仍然存在一些，质量上远不如蒙古马强健。而且一时也才买不到足够的蒙古马补充，军马的问题仍然没有妥善解决。

　　江南采购军马的费用里，除了其本身的价格之外，还有运输、饲料的费用。由于行情多变，清政府无法规定口马的价格，只能随行就市。马匹的数量多，供大于求，则价格低廉;马匹的数量少，供不应求，那么价格就高昂。根据记载，乾隆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每年采买口马的价格八两、九两不等。

　　每匹马如此差额，扩大到军需之数，也是一笔不小的差额。加上官兵的差旅费、雇人赶放马匹的费用，还有一些马匹在途中生病死亡等等，再一均摊，每项的支出又需要增加，每匹马至少要增加二、三两银子。真正计算下来，每匹马的价格大约在十一、二两左右。张家口路途遥远，途中的运输费用高昂，激增的军需费用也是清廷下令采买土马的原因之一。

　　可是，土马不仅质量低劣，数量还不足，因此价格反而更高。有记载“川种骒马，每匹价值十四五两”。广西的土马价格更高达每匹十七两，这还不计算差旅等各项杂费在内。因此，停止购买口马，不仅没能节约军费开支，反而有了大额的增加。这使得采买土马的政策难以推行，很快废止。

　　关于采购费用如何分摊，江南绿营、八旗各不相同。绿营兵采买马匹时，费用全部由官方支出。但是实际在执行时，支出往往要远高于定额。以乾隆二十年为例，江南官方核算每匹马采买预算为13两9钱7分，而实际上加上各项杂费时，单价却达到二十两左右。多出的部分官方并不承担，兵丁自行解决。

　　八旗采买军马，费用由兵丁自行解决。一般来说，他们会交给旗员办理，于是这中间就有中饱私囊的现象。价格被抬高，马匹质量低劣，如此赚取差价。雍正年间，杭州将军安泰“管事家人梁大，伙同前任将军诺罗布家人董二，从口上贩马到浙，散给旗兵，每匹价银二十两、十九两至十二两不等，按月粮扣还。马匹多属疲瘦，是以穷兵含怨”。

　　这两种采买方式不同，但是都存在弊端。清廷的本意是缩减军费，但是如此政策之下，不仅军费得不到节约，反而大幅升高。而且照八旗军中的采买方式，买来的军马矮小瘦弱，影响使用。

　　八旗驻防军买来的军马有圈马和拴马之分。圈马就是设立官方的区域，让马匹在其中活动，派兵丁轮流前去喂养。而拴马则是分派到兵丁手上，个人自行栓养。由于兵丁中懂得养马的人太少，因此自行养马不能使得马肥壮。而且买来的外地马匹不能迅速适应江南湿热的气候，容易生病。所以在八旗军中，一般都采用圈养的方式。

　　朝廷要求牧放兼顾农耕，因此寻找合适的牧放地点又成为难题。顺治初年，江南八旗曾经允许八旗军肆意养马，结果导致战马践踏农田，农作物受损严重。当地百姓被迫放弃农田。绿营军马设置的牧放场所只有陕甘和江南两处。春夏季节正是牧放之时，但此时也是农忙之时，因此战马恣意践踏粮食的情形也十分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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