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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的主旋律，是战争，而军队则是战争的直接执行人，所以从军队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战争的走势，从而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明末的京营就是这样的“斑”。

　　京营到了崇祯时代真是迎来了至暗时刻：兵源上无兵可用——“皆诡寄靡饷，无一人可用，盖甲鬻于乙，乙鬻于丙，更易不知凡几”相互顶替托名，根本无人实际参战。有的士兵竟然可以追溯到嘉靖隆庆时代，简直明代版冥府神兵!而从军的实际人员呢?“非市井游手，即势宦苍头，从无纪律”。军队成分非常差，根本无法维持正常军事训练活动。

　　但崇祯帝不是没有改变过，但他对京营的改革就像他对明朝的改革一样——殚精竭虑，病入膏肓。

　　其实京营并非在创立伊始就是如此模样。它诞生于永乐时代，又常被人称作三大营——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起初的任务安排是：五军营主营阵，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神机营主火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力输出点;三千营主巡哨，负责出征时期的外围侦察和突袭。

　　值得一提的是，京师三大营不是三个营，而是三个兵种，实际人数按照“卫”来编制，一共有七十二个卫，约四十万之众。而驻扎在京师的还不止这些部队，每年都有从外地前往北京的军队称作“班军”，作为京营的辅助力量和补充。

　　京营的定位是野战军，而非城防，因此在创建之初，经常对外作战，比如永乐帝六次北伐蒙古、进兵甘肃青海，都有京营的身影，有时作为辅助力量、而更多的时候是战争主力。

　　京营的转折点，在土木堡。土木堡之战后，京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军事世家执掌京营的格局被改变，兵部文官和宦官开始作为军事主官掌管京营。此时的京营被改革为了“团营制度”，也就是精锐集中起来由将领率领。虽然后来几经更迭最终恢复三大营制度，但是却为后来京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明朝中期，内外局势日渐平缓，内外战争逐渐减少，而募兵制的兴起，使得京营越来越少地被地方“租借”过去，因此京营也迎来了他的和平时期。不过这一和平，就让京营万劫不复。

　　首先，就是纳入文官体系之下的京营贪腐严重。在经历过改革之后，京营的指挥权被转移到了多方势力的手中——勋贵武臣、提督宦官、协理文官各分一杯羹。

　　武官作为军队的直接统帅，经常克扣各种名目的军费军饷，以至于“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也就是说，军饷会按照规定发放，但是实际却没有这个人，军饷落入将领私囊。更有甚者，名将郭英之后郭勋竟然将骑兵战马草场租借出去以获利润，使得部队战马无从补给。

　　而实际在营的部队，也时常领不到军饷，因为“口食不给”、“以相保寝食而已”，士兵素质极为低下，往往面有菜色、不能穿戴甲胄，骑兵也“上马亦不能挥鞭而驽马”。

　　更厉害的，是军队的“占役”(指：逾制占用公务人员当差)。京营身处京师，旁边就是富可敌国、权近圣人的京师权贵，所以经常被这些权贵“邀请”前往帮助营造府邸。军队有时协助工程是明军一开始就有的传统，但是为国家而非私人。明代中期，这种私人占役现象十分普遍，有的甚至终年没曾参与操练，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能工巧匠、“巧夺天工”去了。不知永乐帝若显灵，看着自己昔日横扫越南塞北的部下个个转了专业到工程系，会作何感想。

　　京营到了崇祯帝手中，已经是积重难返，别说像在永乐时期担任野战主力军，就是城防守备都会有问题。

　　但崇祯帝依然决议改革，他派遣东林党人李邦华主持京营整顿的任务。

　　李邦华到任视察京营状况，差点没哭出来：十万大军，实际仅存一万七千(“堪战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全无号令，不谙步伐”。明军倚重的火器“点放不齐，仰天虚发”，军中紧缺的战马也“不可问”。装备被士兵私自贩卖、部队的军费积蓄也损失殆尽。而来京共同操练的班军也从以前的十余万变成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就连司令部(戎政府)的储备银也被人盗窃一空。崇祯时代的京营集各朝各代之大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但问题多，还更加严重。

　　于是李邦华提出“一补军伍，一精练拔，一清占役，一节马差，一省马军，一;练神器，一习飞石”的改革方针，势要一改本朝之积弊、还天子一可战之军。

　　在李邦华躬亲力行的情况下，京营结果大为改观——

　　一方面经常检查士兵人数，使得士兵不再缺额，并且亲自检查士兵素质与操练，及时裁汰不过关的士兵;

　　另一方面，禁止士兵参与工程、不准战马借出。使得京营的战斗力在短期内迅速攀升，至少可以参与城防守备。

　　但京营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以至于“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在崇祯二年清军入寇畿辅的战争后，利益集团大多上书弹劾，将李邦华被赶下职位(值得一提，李邦华在卸任后继续整饬其他地方军伍，最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自杀殉国)。

　　李邦华之后，继任者引以为戒再难以开启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依旧有局部的改善，但再难以让京营涅槃重生、强大如初了。不过京营之众依旧涌现出了一批忠勇双全的将领，有效减缓了明朝灭亡的脚步，比如京营名将黄得功，多次率军击败张献忠部队、抵御左良玉东下，随后在江北拱卫南京，与清军作战时阵亡。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几乎同步于横行陕甘的饥荒、崇祯年间的华北大鼠疫也同时发作，并且在崇祯十四年登陆北京城。瘟疫抵达北京后，北京人口大幅下降，即使太医院参与救急也无济于事。而京营也饱受肆虐，整个军营因为瘟疫使得非战斗减员人数急剧上升，“大疫，军死者甚众”，仅存的士兵也羸弱不堪，将官前去集合，士兵们都坐卧不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整场瘟疫造成了北京人口四分之一死亡，而士卒也损失过半。

　　不过惊奇的是，在李自成到达北京以后，瘟疫却得到了控制，1643年到1644年的寒冷天气到来也让瘟疫最终停止了传播。不过京营却在崇祯十七年的三月份，与崇祯帝一起，成了历史中的一串文字。

　　明末的京营改革极富代表性，很多关键的改革也都如同京营改革一样，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法根治，更多的，是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使得改革不能进行深入，而一场大战或者大变革，便能使得改革成果流产，再加上崇祯时代的西北大干旱让农民军有近乎无限的兵源、瘟疫和关内外持续的战阵却不断消耗着明军实力，此消彼长之下，只能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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