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史官提合理化建议,李世民有没有篡改国史?是很多人要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齐国大夫崔杼弑杀了齐庄公，齐国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坚持秉笔直书，崔杼一气之下杀死了太史兄弟三人，但老四仍然“前仆后继”，不改初衷，弄得崔杼没办法，只得认命。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一方面，他在灭隋的战争中功劳卓越，称帝后开创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血腥的杀手，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的自己的亲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更过分的是，他为了防止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后代报复，将二人的子孙全部杀死，一改慈善、大度形象。李渊将李世民立为太子，是在血腥中被迫做出的决定，并且不久就“禅让”给他。但在许多史书中，却将李世民的这一血腥宫廷政变写成李世民是“无奈之举”，让人不得不怀疑，李世民篡改了国史。
唐太宗李世民
许多事实证明，唐太宗确实篡改了国史。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千古一帝李世民，成为这一名言的始作俑者。
温大雅给李世民“曝了光”
在李世民称帝之前，中国的史官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立性”，文天祥的《正气歌》里曾经有两句是专门称赞史官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大夫崔杼弑杀了齐庄公，齐国负责记录历史的太史坚持秉笔直说，崔杼一气之下杀死了太史兄弟三人，但老四仍然“前仆后继”，不改初衷，弄得崔杼没办法，只得认命;晋国的史官董狐也是这样，赵穿、赵盾兄弟弑杀了晋灵公，董狐不顾赵盾的解释，照样秉笔直书。唐太宗称帝后，曾经问过负责写皇帝起居注的褚遂良，褚遂良向他解释：“设立起居郎的职务，如同古代的史官，善行恶行都要记录在案，以督促皇帝不犯错”。唐太宗要求看看史官怎么写的，褚遂良说：我从未听说皇帝本人要看这些内容的。”，唐太宗追问“如果我有不好的言论、行为，你也要记下来吗?”，褚遂良表示了肯定：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您的一言一行，我都要记下来。
董狐直笔
史官的“独立性”让唐太宗害了怕，他最怕留下“千古骂名”，因此改革了史官制度。我们看到了《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宋代的《资治通鉴》，都记载着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多褒义之词，甚至将“玄武门之变”也美化成了李世民的无奈之举，好象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孙后代都该死，李渊早该禅位。但纸包不住火，在李世民称帝前，亲自参加过反隋起义的温大雅曾经写过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李世民反隋的真实历史。温大雅的父亲是北齐文林馆学士，温大雅本人是隋朝的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成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他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基本上是随军日记，具有真实性。
唐太宗李世民
在这本书里，李渊才是大唐创业的主要谋划者及实施者，而李世民充其量是一名优秀的配角。温大雅的这本书，给李世民的光辉形象曝了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做为主帅的李渊那么无能，作为太子的李建成及一方将军的李元吉那么废物，仅靠李世民一己之力，怎么会打下唐朝的万里江山。
李世民的政绩与内疚有关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称帝后，确实开创的“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李世民善于纳谏，尤其善待李建成原来的僚属魏征，称他为一面“人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的名言就来自于这一对君臣。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善于纳谏者，笔者认为：李世民确实想成为一代明君，以此证明他上台后的国家治理，比李建成、李元吉强得多。他要用强大的政绩，得到人们对他杀兄灭弟、逼父禅位行为的原谅。李世民确实做到了，但他的政绩有一个重大原因缘于“内疚”，他是在弥补过错。
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在晚年曾经著《帝范》一书教戒太子李治，这是他真实心情的流露。他对太子李治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李世民虽然没有跟太子提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事，但可以想象，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不让太子效法英明神武的他，从一个侧面可以解释他内心矛盾的心理。人贵有自知之明，李世民雄才大略，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呢?
李世民的“史官改革”掩耳盗铃
李世民为了不给后人留下千古骂名，可谓是煞费苦心。他用权力强行亲看史官写的史书，并对史官写的史书提出“合理化建议”，让其按他的意图修改。金口御言，谁敢不听呢?为了从制度上参与史官编写史书，李世民剥夺了史官独立写史的权力，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负责修撰前朝史书。为了更加放心，李世民甚至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史，并由宰相监修。
司马迁
经过李世民的改革，史馆成为他直接控制的门下省常设机构，写史成了“写作业”，哪个不听，哪敢不从?而且，李世民经常亲自监督，视察史官们的工作情况，于是史官长达千年的独立性被李世民一朝破坏。李世民之后，我们很难再看到真实的历史。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非黑白，只能从字里行间，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分析，得出最接近于事实的结论。
在李世民之前，就连把太史令司马迁阉割的汉武帝都没有干涉司马迁的写史自由，所以我们看到的史记是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唐太宗以后，我们看到的历史，则水分很多，对于皇帝，为尊者讳，伪造了许多情节，编造了许多理由。在皇帝监督下修史，只能是伪史。在这一方面，明君李世民在历史上犯的这个大错，直到现在还影响着修史的史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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