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三代名臣的削藩之路,谁最有本事?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西汉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西汉自开国以来,诸侯王势力过大,一直是影响中央集权的主要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位期间,曾以谋反等罪名清除了七大异性诸侯王中的六个,并大封刘姓诸侯王。但同姓诸侯王叛乱事件仍时有发生,为此,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帝王在位期间,都曾进行过“削藩”,意图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文、景、武三帝削藩的背后,各有一位出谋划策、颇有名气的重要谋臣:汉文帝时的贾谊、汉景帝时的晁错、汉武帝时的主父偃。

  西汉三代力主削藩的谋臣,都对诸侯王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削藩策略,也深受当朝皇帝重视和赏识。但从过程和结果看,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之路并不顺利:贾谊生前削藩无果,最后郁郁而逝;晁错削藩引发“七国之乱”,被景帝下令腰斩于市,出师未捷身先死,削藩半途而废。而主父偃却不费一兵一卒,帮助汉武帝顺利完成了削藩,解决了困扰西汉多年来的一大难题。

  三位名臣的削藩目标基本一致:通过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减弱其势力,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但为什么只有主父偃能成功?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和三位谋臣的削藩策略,不难看出,和贾谊、晁错相比,主父偃的削藩策略确实技高一筹。

  为什么这么说呢?分析一下贾谊、晁错的削藩策略及失败原因,就会找到答案。

  一、贾谊:自相矛盾,生不逢时,空有抱负难施展

  贾谊对诸侯王国土过大、权力过高对中央政府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给文帝上疏《陈政事疏》(《治安策》),详细分析削藩的必要性和措施,明确指出,诸侯王叛乱不在于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疏远还是亲近,“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汉史》),并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资治通鉴》)的观点,即,想长治久安,就要多建诸侯国,削弱他们的势力,将他们的土地分割,分封给其子孙,子孙少的,就先分割后空置,等有了子孙后再封给他们。 而且,一寸土地、一个人口,皇帝也不占他们的,只是为了天下安定才这么做。

  贾谊的削藩理由很充足,方法看起来也很简单,即:分国而治——多建立诸侯国,将大的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国,封给他们的子孙,这样,诸侯国就会越来越小,势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弱,以后就便于治理,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

  但文帝却并没有马上推行,致使贾谊的削藩策略在其生前并未见到成效。究其原因,主要是得不到文帝支持、自身性格弱点及削藩策略自相矛盾。

  一是政治原因。文帝即位前,一直做代王,并不是太子。吕后死后,朝臣诛除吕氏家族,迎立文帝即位,但并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当时刘氏子孙对此多有不服者,文帝的政权并不稳固。此时削藩,势必会引起动乱,影响并不稳固的皇位。所以当时文帝的治国重心是以稳定统治、巩固皇位为主。

  二是性格原因。贾谊少年得志,又有才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深受文帝赏识,但却引起了周勃灌婴等一些功臣权贵的妒忌。而他又不注意缓和与重臣权贵的关系,有些改革措施,如他提出的“列侯就国制度”(封侯的功臣列侯离京到自己的封国居住)则直接损害了功臣列侯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联合向文帝诋毁贾谊,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书》),影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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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帝此前长期在代地做藩王,即位初期还没有在朝廷内培植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根基较浅,只能倚重重臣权贵。两相比较,只好在重臣权贵的压力下,将贾谊贬离京城,后郁郁而逝,其削藩建议自然也就受到影响。

  三是削藩政策不够完善,甚至自相矛盾。如,他既强调“疏者必危,亲者必乱”,诸侯王叛乱不分亲疏;又建议实行“以亲制疏”,扩大血缘关系近的诸侯王的势力,用以制约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如梁怀王死后无子,封国应该撤销,但他却建议立刘武梁王,并扩大梁国封地。

  文帝采纳了贾谊这一建议,在后来的“七国之乱”中,刘武虽然为平定叛军做出了贡献,但其势力却越来越大,骄横跋扈,甚至争夺皇位、滥杀大臣,几乎酿成祸乱。

  二、晁错:激化矛盾,措施强硬,出师未捷身先死

  晁错是景帝时期的宠臣,也是西汉第二位极力主张削藩的大臣。早在景帝做太子时,身为太子家令的他就深受景帝宠信,并多次向文帝和时任太子的景帝提出削藩建议,但文帝皆未采纳。

  景帝即位后,深知诸侯王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影响,因此很快提拔主张削藩的晁错做了内史、御史大夫。景帝对晁错极其宠信,晁错权势日重,景帝二年即提出了《削藩策》,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削藩越早,祸害越小;削藩越晚,祸害越大。

  晁错的削藩得到了景帝的大力支持,景帝和晁错很快就抓住诸侯王的过错,下令削去了赵王、胶西王、楚王的几个郡、县。

  初战告捷,景帝和晁错又直接下令削掉吴王的两个郡。这种强硬的削藩手段,直接激发了朝廷和部分诸侯王的矛盾冲突,几天后,以吴王、楚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反叛,从而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为尽快平息叛乱,情急之下,景帝听取了旧臣袁盎的意见,将晁错腰斩,但叛军并没有因此退兵,最后只好派周亚夫为大将,倾全国之力,苦战三个月,才将叛乱平息。

  晁错和贾谊一样,认识到了诸侯势力过大对中央政权的影响,但他过于强硬的削藩手段,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化了朝廷和地方诸侯国的矛盾,使双方的矛盾隐患公开化,引发了一场自西汉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内乱。

  虽然景帝在平息叛乱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诸侯王国的势力,但诸侯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影响隐患并没彻底解决,晁错作为削藩的最大策划者也落了个功败身亡的结局。

  三、主父偃:转移矛盾,顺势而为,一举多得策略高

  困扰文、景两代帝王的诸侯国尾大不掉问题,到了汉武帝时代,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被顺利化解——此人就是主父偃。

  主父偃出身贫寒,早年曾在燕、赵、中山等国游学,但一直不受待见。不过,多年的游学经历,使他对诸侯国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也为他以后帮助汉武帝顺利削藩打下了基础。

  后来,主父偃直接上书汉武帝,敞谈对时政的看法,当天就被召见,汉武帝感叹与其相见甚晚,并在一年之中四次升迁,成为汉武帝极为器重的谋臣。“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一岁中四迁偃。”(《史记》)

  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书《推恩令》,建议朝廷下令,让各诸侯王推行恩德,将过去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和封地的权利,扩大到全部诸侯子弟,将各诸侯子弟封为侯,并和嫡长子一样享受土地分封。

  这样,各诸侯国给子弟施行了恩德,子弟们得到了封地,也体现了皇上的仁义政德,皆大欢喜,而诸侯国的土地经过分封后,势力就越来越小。“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汉武帝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全国推出推恩令。

  看起来,推恩令与文帝时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众建诸侯而弱其力”并无区别。但实际上,主父偃的推恩令比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要高明得多:

  一是“国”与“侯”的区别。贾谊的分国削藩,是将诸侯王的大国分解为多个小国,分给子孙,但分得土地的子孙,其身份仍为诸侯国王,政治地位甚至高于当时中央直属管理的“郡”,仍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朝廷并没有增加直接管辖范围。

  而推恩令则明确将诸侯子弟封为“侯”,在当时体制下,“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郡”受朝廷直接管理,这就相当于减少了诸侯国的管辖面积,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区域。

  二是“浅”与“深”的区别。贾谊的分国而治策略,主要是削减诸侯国的土地,属于“浅”层次的削藩,没有触及到各诸侯国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分封后的小国仍拥有官员任免、制定税收政策等政治、经济权力。

  而实施推恩令后,诸侯子弟分封为侯,侯国归郡管理,其官员任免、税收财政等权力都受朝廷直接管理,这又从经济上削弱了诸侯国势力,而增强了朝廷的管控能力和经济势力。

  三是“难”与“易”的区别。无论是贾谊的分国而治,还是晁错的强制削藩,都是朝廷主动发起的削减诸侯土地行为,极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如何把握好节奏尺度,难度较大,晁错削藩引发“七国之乱”的悲剧已经证明了这点。

  而推恩令是以诸侯王推行恩德的名义进行分封,受益最大的是原先得不到爵位和封地的众多诸侯国子孙,这样就巧妙地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转移到了诸侯国内部。面对翘首以待的家族子孙,诸侯国不得不主动分地封侯,大大减少了推恩令的实施难度。

  当然,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并彻底解决诸侯国势力过大问题,也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比如,经过文景二帝的削藩,到武帝时,诸侯国的势力已有所削弱,客观上为推恩令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为配合推恩令,汉武帝还先后推出了《附益之法》、统一货币铸造、盐铁专卖等法令法规,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加强对诸侯国的制约,促进了削藩政策的高效推进。

  但从文、景、武三朝三位名臣制定的削藩策略来看,主父偃的推恩令,无疑技高一筹,是设计最巧妙、实施最容易、效果最彻底的成功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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