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战国时代，秦国就像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不断逆袭，最终以一敌六，一统华夏。而成就秦国逆袭之路的真正功臣，除了秦国数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之外，还有从山东六国来秦的当世人才。
而在这诸多俊才人物之中，商鞅和张仪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商鞅与秦孝公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使得秦国真正实现了由弱转强的历史性转变 ;张仪和秦惠文王一道展开了纵横捭阖的连横运动，不断开疆拓土，使得秦国东出真正成为现实。
然而，自古命运弄人。就是这样两位有如此大功于秦国的风云人物，一个被车裂，一个被驱逐。可以说，秦国既负了商鞅，又负了张仪。那么，秦国为何如此薄情寡义呢?这个问题，正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时间回到遥远的公元前338年，这一年对秦国政坛而言是巨变的一年。先是秦孝公英年早逝，紧接着便是秦惠文王嬴驷的继位，而后便是商鞅被车裂灭族。而嬴驷之所以要车裂商鞅，给出的官方说法是“宗室多怨鞅”。而实质上，是一场秦国政坛的派别之争。商鞅之死，正如本文在车裂商鞅的锅，秦惠文王还要背多久?中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是嬴驷为取得宗室支持和平息宗室之怒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
不得不说，商鞅之死，是一场历史的悲剧。然而，悲剧还在继续。
当时间过去28年后，即公元前310年，又一场悲剧再次来临。这一年，秦惠文王刚刚逝世一周年，秦国新国君秦武王嬴荡继位也有一年。就在这一年，秦武王毫不留情地驱逐了张仪，使得张仪被迫出逃魏国，次年便死在了魏国。
而秦武王之所以驱逐张仪，原因很简单，秦武王和张仪合不来，而且是长期得合不来。早在秦武王当太子时，便十分厌恶张仪，认为张仪此人反复无常，卖国求荣。故而，秦武王无情地抛弃了张仪。换句话说，秦国像先前辜负商鞅一样，再次辜负了张仪。
秦国先负商鞅，后负张仪，可谓是薄情寡义之国。而在这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事实上，秦国之所以如此薄情寡义，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
其一：文化上的跳跃性使得秦国本身就带有薄情特质
秦国开国之地便在西陲，远离文化昌盛的中原地带。在秦国周边，尽是戎狄之国，而秦人本身就带有这种色彩。长期的奴隶制传统，使得秦人往往剽悍好斗，史称秦国“私斗成风”。
商鞅的到来，标志着秦国“以法治国”道路的开始。而对先前文化根基本身就极其薄弱的秦国来说，以法治国本身就带有一种跳跃性，而法又往往是不容情的。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战国时代的秦国一直具有一种薄情的特质。而这，恰恰又是商鞅和张仪悲剧的文化根源。
其二：心理上的排外性也是秦国所独具的特质
正如《大秦帝国之裂变》中所唱到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国恨，沧桑难平!”。从根本上来说，秦人从心理上有一种天生的排外感，往往对非秦人有一种天生的排斥。
此外，再加上山东六国长期将秦国视为“虎狼之国”和“蛮夷之国”等原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处老秦人内心对外人的排斥。基于此，身为卫国人的商鞅和身为魏国人的张仪，被辜负一事也便是情理之中了。
正是上述这两点原因，酿成了商鞅被车裂、张仪被驱逐的悲剧。与商鞅相比，张仪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活着离开了秦国;而于历史而言，张仪是悲哀的， 正是张仪亲手帮助秦国几近摧毁了他的母国魏国，而最后却无路可逃，只能逃到他所摧毁的魏国。悠悠苍天，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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