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四大统治基础是什么?大清灭亡跟四大统治基础有关!

  清王朝为何崩溃的那么突然?四大统治基础是怎么瓦解的?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灭亡方式与其他朝代相比显得很新颖。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封建王朝要么亡于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要么死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篡权,但清朝是个例外,它是以中央威权下降、地方各省独立,朝廷大势已去,皇室退位还政的方式灭亡的。

  至于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激进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暴力范围和程度有限,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只有武汉、上海等地方爆发了战争。清朝身经百战,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战争是远不能对它构成致命威胁的,战争没要清朝的命,战争之外的东西却终结了这个王朝。

  打个比方,辛亥革命像一阵风,风过后,清朝这座房子倒塌了,但理论上,这个等级风是吹不垮这座房子的,那房子为什么倒塌呢?因为支撑它的四根柱子——满汉合作、地方支持、士绅拥护、军队效忠四大统治基础全部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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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人物述

  一

  清朝是一个由满人主导的、以满蒙汉合作为基础的政权,在其267年的统治中,满汉合作是主流,但是作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存在。从吴三桂反清到洪秀全起义,再到清末革命党人造反,“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经久不衰,也最具煽动性,

  这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少数民族驾驭一个庞大的民族,必须随时保持高度紧张的戒备心态,处处设防,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就像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满清的那些制度根本算不上制度,只能算法术,这种法术是出于民族私心对付汉人而设置的。

  压迫之下,必有反抗,猜忌之下,必有异心,当大家生活都过得下去的时候,彼此可以合作,当民不聊生的时候,民族矛盾就会激化。

  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意思是,满汉两个民族生活在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相互猜忌防范了两百多年,一旦有人刺激大脑,潜伏在脑海中的排满性就会苏醒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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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影视剧照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湘军淮军相继崛起,汉族官僚的势力有所扩大,引起了满清的警惕和戒备,只是国内外形势复杂,清廷需要借助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来维护统治,所以一直隐而不发。

  庚子事变后,清廷为应付内外危机,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在这场新政中,满清希望维护既得利益,担心汉人借助改革来削弱满人的权力和地位,而汉人则希望重新分蛋糕,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国家大事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在官制改革中,清廷宣称每部设尚书一员,不分满汉,但结果却是满洲亲贵占据了绝大多数名额,连“满汉各一”的旧例都抛弃了。清廷还大肆排挤汉族官僚,瞿鸿禨、尚书岑春煊、林绍年、袁世凯等汉族重臣或被罢官免职,或被调离中枢,张之洞也被明升暗降晾了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载洵、载涛、铁良良弼、荫昌等满清少壮派纷纷出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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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

  不管上面的那些汉官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处理的(瞿、岑二人因与奕劻、袁世凯斗争失败而罢官),但在一般人眼里,这些汉族官僚是汉人在朝廷的代表,尤其是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人官僚集团。满进汉退的结果是,汉族官僚对此耿耿于怀,对清廷的忠诚度大打折扣。

  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有个过程。

  转眼到了1911年,清廷搞预备立宪,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9名是满人,其中7名是皇族。消息一出,全国哗然,立宪派(士绅和商人阶层组成的政治势力)极为愤慨地声称:“君主不负担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进嚣张”。

  此时大家都明白了:大清的江山是满人的,汉人连高级打工仔的资格都混不到。

  这样还指望汉人效忠,别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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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贵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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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与汉人势力扩大相伴随的是地方权力膨胀,这一点也得从太平太国运动说起。

  太平运动爆发后,八旗绿营都不堪一战,清廷只能依靠地方招募勇营作战,比如湘军、淮军等。勇营不属于朝廷正规军,朝廷不给编制和经费,一切都由地方自理,地方也没钱,只能向朝廷要政策搞钱,这个政策就是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是对过往商人和境内的商户收取通过税和交易税,数额很大,远超过地丁银(农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厘金除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部分都留作地方开支,这意味着地方拥有了财政权。

  此外,受战争影响,原来户部实行的解款协款制度(统一征收,统一核销,有结余的省份补充入不敷出的省份)也名存实亡,户部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度大减,地方财政权愈发独立。

  地方拥有了财权和军权,就有了抵制甚至抗衡朝廷的资本。清廷对此一清二楚,也曾尝试改变这种状况,比如裁汰勇营,废除厘金等,但均遭到了地方督抚们不同程度的抵制,最终只得作罢。

  此时,清廷还掌控着地方督抚的人事任命权,而地方势力也还不足以正面抗衡朝廷,所以清王朝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是,地方势力逐渐坐大的趋势已无法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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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地方厘金局

  庚子事变爆发后,清廷向各省下发宣战诏书,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命令。李鸿章带头抗命,南方各省督抚们公开不理会朝廷宣战诏书,私下与列强达成了“两不相扰”的协议,事后清廷不敢处理参与东南互保的督抚们,反而好言抚慰。

  经过这一事件,清廷颜面尽失,中央权威骤然下降,地方势力急剧膨胀。

  慈禧活着时候,能够用灵活的手腕和巨大的威望压住阵脚,使中央与地方表面上过得去,慈禧一死,摄政王载沣没经验,没能力,没声望,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五。

  “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载沣上台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收回地方督抚们手中的财权、军权。

  军事上,清廷下令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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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陆军贵胄学堂

  财政上,颁布了《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规定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

  经济上,清廷也将手伸到了地方,打算将地方盐政、矿务、铁路等大权尽数收归中央。

  下个命令就能把事办成?政治有这么理想化就好了。载沣风风火火发布命令,地方督抚阳奉阴违,中央各部和地方为争夺权力而摩擦不断,甚至有地方官员暗中煽动民众闹事,向清廷施加压力。

  当时社会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无非是聚集各省之财权,归于政府而已,无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权,属诸政府而已”。

  载沣本想中央集权,没想到激起地方的反弹,地方和清廷矛盾日益尖锐,离心离德,最后的表面和平相处都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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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政王载沣

  三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包括入仕前的士(有功名的人)、入仕后的官,以及退休后的绅。在传统中国,士绅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他们是朝廷的坚定拥护者,能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作为回报,朝廷会给予士绅一定的特权和地位,为他们提供上升渠道,二者属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士绅与朝廷的联系纽带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选官制度,它也是清廷掌控士绅阶层的工具,士绅阶层是基层社会的真正控制者,掌控士绅阶层也就掌控了延续统治的核心力量。

  但是到了清末,一切都变了。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度。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停罢科举“使数百万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进登之路,恐未免伤其急激”,意思就是废除科举让几百万老举人、秀才失去当官的门路,未免太急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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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读书人

  毁人前途,如杀人父母。废除科举制度损害了士绅阶层的根本利益,使清廷失去了对士绅阶层的掌控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大大消解了士绅阶层对清廷的忠诚度。

  科举的路子被封了,但新式学堂的门打开了,兴办实业的春风也吹起来了。于是一部分年轻的士绅走进了新式学堂,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另一部分士绅放弃了功名思想,下海创办实业。

  走进学堂的人,成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人,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对现状越来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学会、商会等团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于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立宪派形成了。

  立宪派是从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而来的,他们主张发展新式教育、创办近代企业,倡导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其著名代表有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立宪派逐渐在地方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发挥了主导地位,在清末各种政治力量中居于中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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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謇

  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改良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分享政治权力,发展资本主义。但这些政治主张与清廷维护满洲权贵利益的目的完全相悖,围绕立宪问题,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从1910年起,张謇倡导江苏咨议局(省级民意机构,多为立宪派掌握),带头发起了三次全国范围的进京请愿速开国会运动,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声势浩大,地方督抚也受其感染,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承诺五年立宪,然而第二年清廷却搞出了“皇族内阁”,立宪派觉得自己被耍了,认为清廷已经无药可救,纷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武昌首义后,立宪派领袖、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发表通电,号召各省响应,之后全国有十几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宣布独立,由此可见立宪派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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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10月广东咨议局开幕纪念照

  四

  继八旗、绿营、防军、练军、勇营相继堕落后,清廷在新政中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张之洞的湖北自强军最为成功,其他各省新军规模都不大。

  新军,即新式军队,士兵、军官、思想、武器、制度都是新的,新事物与旧统治有着根本性矛盾,指望新军死忠维护旧朝廷,有点天真了。

  新军士兵的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入伍者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家庭成分多是破产农家子弟、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因科举被废转而投笔从戎的秀才、生员等。

  相比之前的旧军队,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整体更高,知识越多想法越多,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士兵,本身是很容易被革命思想感染,加之社会地位低下和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对社会现状多有不满,一旦被革命者渗透宣传,立马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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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新军

  以湖北新军为例,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大部分已经革命化了,官兵们组织了很多社团,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官兵。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一万五千官兵中,纯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反对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剩下的是中间派。

  士兵如此,军官亦然。清朝末年有一股留学日本的风潮,其中有不少人是学习军事的,这些人到了日本后,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对比日本的兴盛和清国的衰败,正常人都会对清廷感到失望,萌生救国救民的担当精神。

  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孙中山、黄兴等人就长期在日本领导革命工作,而富有激情的留学生自然是革命派重点发展的对象,尤其是军事专业的留学生,更是革命的火种。

  军官学校毕业的留学生回国后,正值各省编练、扩大新军之时,清廷希望借助他们争夺督抚们的军权,地方督抚也希望利用他们组建自己的势力,双方争相拉拢他们,所以这批人很容易地走上了新军的领导岗位,如协统(旅长)、标统(团长)、管带(营长),督练公所(编练新军的机构)督办、总教习,讲武堂和陆军小学的教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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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期的阎锡山

  北洋的吴禄贞、湖北的蓝天蔚、江西的李烈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等,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辛亥革命中,这些新军领袖发挥的巨大作用,有的甚至直接主导了一省的独立。

  以上说的都是普通新军,至于北洋新军,都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而袁世凯被载沣一撸到底,差点被这些满洲权贵搞死,双方早已势同水火,指望袁世凯和北洋新军效忠清朝,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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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剧照)

  五

  一个政权的存在,必须获得若干势力集团的支持,清朝末年的情况是汉人不合作,地方离心离德,士绅阶层反目,军队倒戈相向,清廷把不该得罪的势力全得罪了,统治基也全部瓦解,大清帝国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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