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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内外交困，随着明军在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中的惨败暴露无遗。虽然损兵5万对于拥有亿兆人口的大明王朝来说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后续事态的发展，却让明朝在东北的经略彻底崩盘。
萨尔浒之战3个月后，努尔哈赤—这个昔日曾匍匐在辽东总兵李成梁脚下的女真奴仆，向明朝亮出了凶狠的獠牙。靠着不满6万人的兵力，努尔哈赤攻下开原，进逼辽阳。
明朝君臣再次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万历皇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应对之策。
面对连年的财政赤字，群臣的提议依然离不开“加饷练兵”四字诀，而此前，明朝已经两次加赋合计800万两白银，为此，明朝内地民变四起。
就在万历一筹莫展之际，六月二十八日，一封名为“辽左阽危已甚疏”的奏疏摆上了万历皇帝的案头。上书的是来自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的一名文官—徐光启。奏疏中，徐光启提出了1条抗金奇策：监护朝鲜。
何谓“监护”呢?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自开国之初即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是，朝鲜的军政依然由其国王掌控，这也就导致了朝鲜在明金的战役中，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中立”姿态。
徐光启在奏疏中分析，后金虽然兵强，但依然有两大牵制，一为北境的叶赫部，二为侧后方的朝鲜。但是，萨尔浒之战后，朝鲜魄悸魂摇，没有了与明朝共拒后金的勇气，一旦受到后金的军事威胁，朝鲜私下与后金媾和并非不可能。
因此，徐光启十分隐晦的建议“遣使宣谕，因而监护其国”，以便“练得鲜兵二万”，简言之是废藩直辖。这一计策如能实施，则明朝不仅可以增国土22万，而且能凭借辽东朝鲜的犄角之势，重新完成对后金的钳形合围。
而17年后，皇太极正是通过征服朝鲜，扫除了南下的后顾之忧。但可惜，这条足以挽救明朝危局的奇策，被万历皇帝以“朝鲜兵计，原宜该国君臣自强”为由否决。
明朝君臣的决策失误，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
叶赫部覆灭后，努尔哈赤转攻辽阳等70余城，席卷辽东，明军在关外的军事存在仅局促于几处城防堡垒。原本的疥癣之患成为足以威胁明朝存亡的敌对政权。更严重的后果是，后金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已经超越明朝对朝鲜的军事震慑。
明朝对于朝鲜，怀柔犹恐不及，再想行“监护”之事已无可能。面对糜烂的辽东局势，徐光启献出第2条奇策：募西兵。
在《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中，徐光启提议从澳门引进西式火炮和西式教习，训练一支全西式火器部队。崇祯元年，崇祯皇帝正式采纳徐光启建议，向澳门宣谕圣旨，征调葡萄牙人火炮教习和铳师。
留居澳门的葡人在获悉圣旨内容后，答复：“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当年九月，葡萄牙火炮教习公沙、陆若汉等53人护送数门西洋火炮前往山东登莱造炮练兵。
同时，崇祯皇帝诏命徐光启弟子孙元化为登莱巡抚，全权负责火器新军的招募。
经过葡萄牙炮手的训练，全部装备西式火器的明军部队于崇祯三年正式形成战力。同年五月，八旗兵攻占滦州、遵化、永平，孙元化奉命调遣总兵黄龙携新军前往御敌。
滦州城下，明朝西式火器部队一战成名，先后攻克滦州、遵化、永平、迁安，明军士气大振。崇祯四年六月，登莱总兵黄龙再次奉调增援皮岛，明军将西洋重炮放置在战船上，对后金兵猛击，八旗兵损失惨重，“畏缩奔于八十里之外，不敢复进海岸”。
副总兵张焘在奏疏中兴奋地记述道：“军兵之死填满沙浦，晾尸数日。东奴五月内抢岛，又偷船三百，只回一百。此海外从来一大捷!”皮岛战役的以少胜多，让明军找到了克制八旗铁骑的有效法门。
但没想到的是，皮岛的大胜成为明朝新军的绝唱。
皮岛战后2月，皇太极发兵围困关外重镇大凌河城。孙元化派新军2000人携红夷大炮20门、大将军炮300门前往增援。然而，在将领的选派上，孙元化犯了大忌，统兵将领没有选择亲信，而是选择了原毛文龙部将孔有德。
当这支2000人的增援部队行至河北沧州吴桥县时，孔有德借口粮饷匮乏，煽动哗变。这支原本用来剿灭后金八旗军的精锐，调转枪口成为威胁大明王朝腹地的叛军。
3个月时间里，叛军先后攻克临邑、商河、新城，登莱一战，城中新造火炮和造炮图纸尽数落入孔有德手中，公沙等20余名西洋教习战死。
史载，叛军“残破几百里，杀人盈十馀万”。明朝不得不调集重兵平叛。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以西洋火器为投名状，乘船渡海投降后金。自此，西洋铸炮技术以及瞄准技术和仪具等全部落入后金手中。明朝逆转翻盘的最后一次希望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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