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为什么设立科举，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隋文帝杨坚舍弃了九品中正制，改创科举制，从而推进了朝廷选官机制的公平性，也提升了各个官府的办事效率。科举制在古代一共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末才彻底废除。科举制不仅影响了中国，就连外国也曾借鉴这种选拔制度。不过想要彻底推行科举制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中间还有很多利益问题，那为何隋文帝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举制呢?实际上这也跟当时的环境有关，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隋朝的科举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一、隋朝为什么要实行科举制?

　　科举制其实是一种选官制度。在科举考试确立之前，各个朝代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呢?大概有世卿世禄制、军功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

　　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带有世袭性质的选人制度，在秦朝以后已经绝迹，对隋朝的制度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意义。

　　察举制是汉朝以来最流行的选官方式，基本方法是各郡国定期向中央推荐人才，由中央进行甄选任用。其弊端到汉朝后其渐渐显现，因为察举推荐之权，相当大的比重在基层，所以时间久了，地方州郡只推荐自己的关系户，这就导致政治大族的出现。汉末袁氏、杨氏都是所谓的几世几公，大姓高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几乎和皇帝分庭抗礼，朝廷却干瞪眼没办法。

　　鉴于这些弊端，三国时代改行九品中正制。虽然仍是察举、推荐，但负责推荐的大中正官员由朝廷派出，地方上的豪门大族无法再垄断推荐权了。这一项制度的弊端是过于看重门第出身，实行到后来，中正官“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没过多久，原本就掌握着舆论和选举权的豪门大族，通过把持中正品评的权力，再次实现了家族与政治的合流，出现了所谓的“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这种现象在东晋时代登峰造极，王、谢、庾、桓等大家族轮流当轴执政，干脆架空了皇权。在对权力无比贪恋和崇拜的隋文帝眼里，这种靠地方政府和私人势力左右的制度，真是一天也不想让它多活。

　　军功制起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秦朝，到了汉朝本已被消灭。但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因胡族政权的特殊性，又意外地复活了。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武人得势，大量立了军功的武将，可以直接在本州任职。经过数百年的积累，隋朝初年这种积习仍然持续着。武将当刺史，不光能力不副其位，还因其出身行伍，品德修养和境界难免不如文士，往往把官位当做战利品，为所欲为，横行不法，严重地扰乱了隋朝基层的统治秩序。

　　总而叙之，到了隋朝，传统选官制度都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科举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炉的。

　　二、隋朝科举的基本情况

　　要品评科举制如何，先得了大概了解一下隋朝科举的基本情况。

　　隋朝科举包括常科和特科两大类项目。常科是指常年定期举行的考试科目，特科是临时指定的科目。

　　常科大致分为秀才科、孝廉科(后改为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一年举行一次。考试的方式分为口试、策试、试杂文。其中策试最为重要：吏部指定一个与时政有关的难题，由考生作答。隋文帝就曾因土地不足、难以彻底推开均田制为题，让考生阐述对策;试杂文则是命题作文，作文种类包括箴、铭、赞、赋、论、颂、誓等文体，因其种类杂别，故称为“杂文”。每科的考试结果分为甲乙两等，成绩合格了，才能交给吏部铨选授官。

　　特科隋朝共举行了3次，分别是隋文帝的“二科”和隋炀帝的“十科”“四科”。“二科”是指 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个选拔科目。“十科”分别是：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四科”分别是：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 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

　　特科是常科的补充，类似于特长生选拔，只要各方面能力差不多，简单一考试，就赶紧授官。出台这么多特招生，为啥呢?不外乎当时隋朝各种大工程齐头并进，长城、运河、直道、征吐谷浑、打突厥、攻高句丽，对人才的需求十分紧迫，文、炀二帝恨不得每天变出来一大批干部，投放到帝国各条战线。

　　以上就是隋朝科举的基本概况。

　　三、浮皮潦草的新科举制度

　　那么此种制度下，隋朝人才选拔成效如何呢?一言以蔽之，非常不理想。

　　原因有二，其一是先天不足，其二是后天乏力。

　　先天不足，指的是社会文化基础不行，应考者很少。隋朝上承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大乱，社会基础教育很是薄弱，虽然造纸术已经大量普及，但以儒家经典教育为主的文化教育资源，一直牢牢掌控在世家望族手里，普通社会人没有资本也没有机会接触教育。从国家层面看，选才的人口基数很少。

　　以秀才科为例，从大约开皇七年创立，到隋朝灭亡，科考的秀才及第者只有11人。而据有关统计，隋朝常科、特科及第的总共只有89人。区区不到百人的及第者，在中央政局既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民间的示范效应也几近于无。

　　后天乏力，指的是推动力度虎头蛇尾。

　　既然应考者数量不足，就该大兴文化教育，多办点学校培养人才，不能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隋文帝起初也确实下诏办学，一方面是健全国子学，设立国子、太学、四门、书、算五学，召入大量学生进行深造学习。另一方面是大规模聘请各地的通儒，到朝廷来充当学术顾问。起初确实营造出文治灿然的氛围，常年有大批优秀的学子在国子学培养深造，中央也经常举行讲授经典的大型活动，但没过多久就现了原形。

　　由于几百年分裂割据，儒学的学术水平也遭到不小的影响，真正的儒学大师少之又少。但隋文帝为了追求轰动效果，一口气请了一堆水平一般但名头大的吓人的“专家”，例如原北齐故地的“六儒”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几个人中，只有马光有真才实学，其余诸人都是粗鄙、不懂礼数、没有知识分子气度的寻常人。隋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灰头土脸地辞退了除马光以外的5人。复兴儒学的努力化为泡影。

　　学校也没办多久。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对国子诸学培养人才的进度开始不耐烦起来，他预想中的一开学校，人才马上就会井喷、科举事业马上就会大兴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那要学校还有什么用?于是一纸令下，除了国子学留下72名太学生，其余中央、地方各级学校统统裁撤，学生全部就地解散。全国学子们顿时傻眼。刚刚起步的科举基础工程，被这一脚急刹车彻底拦死。

　　四、为啥隋文帝这么不用心

　　好好的一个科举制度，而且是自己一手发明出来的，隋文帝为何不用心推广呢?其实文帝的本心，或许根本就不在发扬光大制度本身，而在于，用制度实现其他目的。

　　文首之所以引用杜佑的话，就是因为杜佑真正戳中了隋文帝的本心：夺回官员任命权!

　　南北朝及以前的朝代，中央政府的选官权只到达州郡长官这一级，自州郡以下的属吏，比如刺史的副手长史、司马，以及各部门执行人员诸曹参军，都由州郡长官自行选拔。这样会带来什么恶果呢?地方上容易割据。州郡长官是本地官吏真正的父母官，举之使之升天，按之使之入地，谁也不敢不听长官的，朝廷的权威却极度弱化。

　　现在隋朝中央要收回任命权，本身也算不得错。但是收就收呗，光明正大地下旨干，想来也没多少人反对。这事换在汉朝、唐朝，都没问题，但是隋文帝没这个底气。

　　北方原本是北周的天下，许多原北周勋臣盘踞在地方上。篡了宇文氏天下，他们忍了，现在又来夺他们的口里食，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南方在文化上隔绝了两百年，隋文帝灭陈后强行推广北朝文化，曾经引起激变。所以贸然夺回全体官员的任命权，无异于火上烧油。

　　科举制相当于隋文帝想出来的折衷办法。隋朝通过科举考试者，由吏部统一铨选授予官职，其中六品以上的供选者，由吏部尚书亲自甄选分配，六品以下的由吏部侍郎负责分配。选官权一下子从地方州县上交到中央。倏忽之间，选官权以另外一种面貌，悄悄地完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转移。

　　从这个角度理解，一切都豁然开朗。

　　那么为啥隋朝的科举选人这么少?人少不会引起地方官的警觉，国家只选寥寥几个官，地方州郡的利益没有被大量分割。反对声音肯定小。

　　而明明实行了科举制，士子们还得地方官先推荐，走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老路数，其实也是消减地方上的警惕心，造成一种地方官仍然有选官参与权的假象。

　　但等到大面积推开，木已成舟，他们想反对也晚了。

　　所以说，在这个潦草的、皇帝不怎么重视的制度背后，是隋文帝苦心孤诣的夺权计划。他明白暴力并非万能，又想控制一切，所以只能靠权术慢慢渗透。皇帝和臣民们玩成这样，确实少见。

　　而隋朝刻薄对待功臣、制定呆板的礼乐体系、设置刮地皮的义仓等等制度，无不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每一道诏令的字里行间，每一项政策的角角落落，都充斥着心眼与权术。一不留神，你就中招。

　　皇帝拐弯抹角变着法的和下面人争权，在政治策略上耍心眼抖包袱，看似一步步取得成果，伤害却是隋朝社会的凝聚力。等地方州郡明白过味来，后果只有一个：人心离散。故而知世郎王薄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隋末各地政府、军队星落云散、毫无凝聚力，甚至许多官员都加入起义行列。

　　种其因时，已征其果。隋文帝玩弄权术之时，可曾想到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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