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与“爱国”是对等的吗?如何诠释“忠君爱国”?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如何诠释“忠君爱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我们常说,“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家国情怀”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心怀天下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内乱纷纭、外敌入侵之际,就会有士大夫或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担负起对抗强暴、力挽狂澜的重任。

  但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注意:古代的“忠君”与“爱国”常常混为一谈,可谓是一笔分不清的“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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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苏轼也曾评价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杜甫虽然终身不得重用却“一饭未尝忘君”。

  明代的“读书种子方孝孺更是为了效忠建文帝,拒不为谋逆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被凌迟处死,还连累亲友,被诛了十族(“九族”还要加上学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他颇有些“迂”:谁当皇帝本就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何必如此固执!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忠君”与“爱国”不分的现象呢?

  首先,自然应该站在古人的角度历史地认识这种现象,毕竟我们无法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另外,当然也要认清这种观念的历史局限性,剔除糟粕,以服务于未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就是“天下”,“天下”不是普通庶民的“天下”,而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这是皇帝家族的整体利益。用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话说,这叫“家族统治”模式。

  《礼记》中说,中国历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天下为公”阶段,二是“家天下”阶段;“天下为公”阶段已经过去,如尧舜禹或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先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是“家天下”阶段。

  儒家思想的全部命题始终围绕着如何治理“家天下”展开讨论。如君臣父子之道、忠君爱国之道、心性修养之道,等等。

  中国社会的“家天下”从商周开始,直至清朝,即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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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文化和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最看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但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所以国家、社会的利益首先是指皇帝家族的利益,而非普通庶民的利益(权利)。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国家”模式。

  在希腊、罗马时代,国家是指由全体公民组成的集团,如雅典公民团体、罗马公民团体。这种公民团体集体参政、议政,共同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雅典国家又叫民主制国家,罗马社会又叫罗马共和国。

  希腊、罗马文明的“国家”概念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有关,公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部分,其余人口或者是奴隶,或者是外国人。

  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或外国人不是公民,没有公民权,所以希腊、罗马的国家模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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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社会又叫封建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不是秦汉以后的朝代,而是夏商周。

  比如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周天子在上,诸侯在下;周天子负责统领天下,诸侯负责治理地方,这种等级秩序不能颠倒或混乱。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臣民,这叫尊尊和亲亲。

  秦朝以后,中国进入郡县制社会。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分封制的诸侯权力很大,有独立封地,可以自主收税和任免官吏。

  郡县制则不同,郡县制的地方长官由皇帝独立任免,地方长官没有封地,没有赋税权,只是依靠朝廷俸禄生活。

  虽然秦汉后的郡县制不同于西周的分封制,但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即儒家提倡的周礼,或叫君君臣臣之道。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某一姓氏的天下,古代的“国”是某一家族的“国”,和普通庶民的权利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家族统治”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天下、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天下、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天下、唐代的“国”是李渊李世民一家的天下、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天下,等等。

  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天下、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来,君臣、父子、臣民的关系和父子的关系很相似;其中既包含等级,又包含情感,这叫“礼”和“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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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地方官又叫父母官:地方官既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又是百姓的国家权威,两者同时兼备。

  根据家族统治模式,儒家提出的口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处在哪个层次,治国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内事,和庶民的权力无关。

  中国古代百姓又叫草民、庶民或臣民,无论怎么称呼,臣民及其财产都是皇帝一家的权利,属于私有财产。换言之,普通臣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说,社会分为两大阶层:一是食人者,二是食于人者;食人者供养别人,食于人者被别人供养。

  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话语说,这叫古代的阶级压迫;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这叫社会分工。

  从古代社会关系上说,国家的土地、财物以及庶民属于皇帝家族的私有财产——动产或不动产。这是“家天下”统治模式的基本含义。

  从法律上说,国家权力掌握在皇帝家族手里,普通庶民没有独立权利,庶民和皇权的关系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办法,目的是从民间笼络人才,负责治理国家。

  其实科举高中的人才本质上是为皇家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叫高级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板,充其量算是总经理,如果干得好可以升职加薪,如果干不好会被皇帝炒鱿鱼。即使像李斯韩信魏征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高级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没有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意识要服从于皇权,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依然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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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解释这一点。儒家思想对皇家官吏的基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谓“怨”是指对皇帝的做法有看法或有意见,但前提是不能否定皇帝,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写过包含“埋怨”情绪的诗歌,像屈原的《离骚 》、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皇权的思想。

  “怒”就是否定皇权,是道德意义上的大逆不道,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奢侈。

  至于什么样的人敢于对皇权发怒呢,就是像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那样的农民义军了。《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思想从晚清以后发生变化,即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理念。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和中国古代文化有关联。

  如“礼记”早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只不过孔子认可西周那样的“家天下”社会,而非逝去的“尧舜禹”时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方孝孺式的“愚忠”并不赞成的鲁迅,对他仍然是尊重甚至是痛惜的,这一点从他以方孝孺之“迂”来比他最喜爱的青年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这件事中可见一斑。

  总之,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这种传统我们应当发扬光大,只不过应当根据新时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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