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清代法律应该说是非常健全的，同时清朝惩贪“执法未尝不严”，仅乾隆一朝，因贪污受贿而被处死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余人，但仍然无法遏制吏治日下的趋势，所谓 “诛殛愈众，贪风愈甚”。很多清史研究者都认为清代吏治腐败，跟清朝制定的“完赃减等”定例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

　　清朝的“完赃减等”定例普遍而长期适用于侵盗、贪污等犯罪，对清代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一贪官和大人

　　历代法律体系都把奖廉惩贪作为治官之本，因为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早在春秋时期，晏子相齐时便说过：“廉者，政之本也”，汉文帝也认为“廉吏，政之表也”。清朝的康熙也深知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中国的封建王朝惩贪的法律有一个基本特点，即以赃定罪，严治枉法。唐律有 “六赃”，其中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 “三赃”，俱指官吏而言，而以枉法最重，不枉法次之，受所监临又次之。

　　自唐宋以来，枉法赃皆有死罪。唐律规定: 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至十五疋绞; 不枉法者，最高刑罚为加役流。宋朝虽然比较仁厚，对一般犯罪都能从轻，独于治赃吏最严。宋太祖、太宗两朝，官吏因赃罪处死者便高达五十余人。王安石曾说: “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

　　明太祖朱元璋对吏治的治理更加严格，“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官吏一涉赃罪，不但本人要治罪，甚至其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

　　清初贯彻“治国安民，首在惩贪”的宗旨，将枉法赃八十两定为实绞、监候两种处罚。但是对于“贪污”犯罪之外的官吏对国家财物的非法占有，定为“侵盗”罪，惩罚比“贪污罪”为宽。

　　相对明朝，清朝对官员侵盗罪的惩罚比较宽大，并将这种“宽大”逐步扩展到贪污犯罪的处罚之中。康熙二十七年，将贪赃罪的死刑门槛提高到三百两。雍正三年，又把死刑门槛提高到一千两以上，多以斩监候为主，并作为 “正例”相沿。所以说清代“律文极严，而例则极宽”。致使清代侵贪犯罪，实际上适用死刑的案例较少。

　　康熙五十三年，刑部尚书赖都奏称，现在亏空积至八百余万之多，其中不无家产可以清还，请分限减等，并严承追官员处分之例，经吏、户、兵、刑四部会议: 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 若不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不完照原拟监追，仍再限一年，著落犯人家属追赔。如果家产全无，保题豁免。四部议奏后，奉旨依议，钦遵在案。

　　乾隆十二年，刑部上奏：查得刑部定例，凡侵盗挪移应追之赃，分限三年，一年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应满徒; 二年内全完，死罪应满流，不完者照原拟监追。其三年之内全完，如何减免之处，请乾隆圣断。乾隆大惑不解，下令 “查此例系何年何人所定，并雍正年间审明实系侵盗之犯，曾无一人正法者乎? 并令将三年内亏空全完，作何拟罪之处，一并查奏。”

　　经过大学士张廷玉等人查阅刑部案卷，共查出四十起，处理结果大体有六种情况: 其中有在监病故者，有限内全完照例减为流徒者，有援赦得免者，有奉恩旨减豁者，有妻子入辛者库者，有发往军台效力者。

　　之后张廷玉等复奏: 完赃减等立法本意是给侵盗罪犯，特别是死刑犯人宽以时日，使亏空得以补齐，但因“定例只照原拟监追，而历来成案又未拟入情实，竟似拖欠帑项可以不至正法，诚如圣谕，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为此建议:嗣后亏空人犯除一年二年完赃减等仍照定例办理，若三年之内有能将亏空全完者，令该部具折请旨，或照二年之例减流，或照原拟监候，其完赃不能及半者，应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使得“侵盗人员知有正法之日在，已侵者不敢复存幸免之心，即未侵者亦皆知所儆畏，贪风或可稍戢。”

　　根据此次核查，雍正十三年间，没有官员因侵贪被处死刑。特别是侵贪数额达450 万两以上，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 “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奉 “特旨释放”。这说明完赃减等例在雍正一朝广泛适用。而无论从立法到司法，雍正朝对完赃减等例，实行得更为宽纵。

　　雍正元年据此定例: 侵盗钱粮挪移亏空监追等犯，遇恩赦仍行监禁严追，有能三年内全完，免罪释放。这远比康熙五十七年 “完赃减等”例更为宽纵。由此， “完赃减等”例也被称为“完赃减等”免罪例。

　　同治年间刑部编纂的《大清律例根原》载道：“凡侵盗、挪移等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 军、流、徒罪等犯，免罪。”也就是说，“完赃减等”例的全称应该是 “完赃减等”免罪例。它将“完赃减等”免罪限定三年期限，侵盗犯死罪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二等，处以徒刑; 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一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免罪释放。侵盗犯死罪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减死罪一等，处以流刑; 侵盗犯死罪以下者，在二年内把全部赃款退还，各减一等发落。而在第三年全完，没有具体规定。如果三年仍然不完，采取的是模糊处理，死罪 “瘐死狱中”，死罪以下发落。

　　雍正初年，国库亏空数额巨大，达到了二千万之巨。当时户部亏空达 259 万两，江南地区亏空达到 800 万两，监押待审的官员有数百名之多。面对如此巨额亏空，雍正下令: 勒限一年，令其先完挪移之项，后完侵欺之项。若完挪移数内完足侵欺之数，其余侵欺挪移之数委属力不能限内全完者，暂停正法，仍再勒限监追。

　　同时，雍正对 《户律》“挪移出纳”律进行修改，制定了 “完赃减等”例，内容更为宽纵: 挪移二万两以上者，虽属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监候。统限一年，果能尽数全完，俱免罪。若不完，再限一年追完，减二等发落。二年限满不完，再限一年追完，减一等发落。若三年限满不能全完者，除完过若干之外，照现在未完之数治罪。

　　清朝将侵盗犯死罪另定 “完赃减等”免罪例，是基于为赔补巨额亏空的特殊背景。但是定例之初原为侵挪仓库钱粮，例应追赔，其犯罪本由亏帑，是以限内完帑尚可从宽。但是因为规定上有了“等赃”二字，所以在处理时，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都遵循了这两个字，概从减免。

　　这种对法律条文的广泛适用，无异于纵容官吏的贪污行为，对吏治影响甚大。故乾隆初年不断有官员奏请修改或者废止。因为康熙设宽大之条，系专指侵盗挪移仓库钱粮者而言，其犯枉法、不枉法赃者原不在内。而后来的贪污官吏牵扯援引，对贪赃枉法行为进行减等、免罪，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行为。因此贪污犯罪应停止“完赃减等”。

　　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乾隆的采纳。因为刑部尚书尹继善极言完赃减免之例行之已久，不宜一朝废除，只宜对贪污犯罪限制适用完赃减等例。如果贪赃官员果能在年限内还完，死罪减一等改流，流罪以下各减一等发落。如限内不完，死罪照原拟监追，流罪以下各照原拟发落，应追赃物照例追赔。这个建议经乾隆与大学士及九卿详议后，得到了批准。至此，“完赃减等”免罪例修改为：“完赃只减等，不免罪。”虽然相比这前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完赃可以减等，仍为官员贪赃枉法开设了方便之门。

　　乾隆一朝贪污案件频发，处理时皆做减等处理，导致了侵贪之风蔓延。乾隆六年规定，官员贪赃，完赃后照例减等，便可结案。嗣后官员有犯侵贪等案者，亦照此办理。并将这条规定写进了《大清律例》第 37 条之中。

　　对于地方大吏的侵贪案件，乾隆处理上也趋向宽纵，或者一再拖延。乾隆十二年，涿州知州张德荣亏空一案，刑部奏称张德荣例应拟斩，但亏空银两尚未追完，应请缓决。乾隆下令把原来无限期监追缩短为二限即两年。两年后张德荣仍然无法补全亏空，于是便被乾隆正法。乾隆为些还特别颁发谕旨，说朕之本意，不特为止侵盗，实乃以惩贪婪。并表示 “权不改勒限之例。若后来侵贪者复多，必照此旨办理。”

　　张德荣之死尽管对官员有所震慑，但并没有出现乾隆帝所期待的 “旋转之机”。侵贪之风继续蔓延。乾隆二十二年处理湖南布政使杨灏和湖南巡抚蒋炳侵盗案时，这两位地方大员在期限内完赃，秋审时将其拟入缓决。但乾隆仍然十分愤怒，亲自将杨灏改为斩立决。但是这种个案，只是乾隆当时心情激愤之下的处理，而并没有将这种处理的方法写进律条。所以此案后，贵西道员钮嗣昌侵亏案因限内完赃，便被判为减等发往军台效力。

　　乾隆一朝，因侵贪而立案的多达三十多起，其中正法或赐令自尽的封疆大吏就有二十六位。

　　而府县官员，受到正法的更多。仅甘肃冒赈案，执行斩决的州县官就有五十六人。以上受到严厉惩处的侵贪犯罪，多数都是无法完成“完赃”，做不到“减等”才受到的惩罚。乾隆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朕数年来率从宽典，以致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朕先当自责。”

　　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在修改侵贪法律时，将乾隆的“侵亏完赃不准减等”例删除，并于嘉庆七年恢复了 “完赃减等”旧例，并在实际执法中有扩大的趋向。如嘉庆十八年福州府平潭同知徐涛赃至一千两以上，按监守自盗律拟斩监候。次年，因徐涛在一年内完赃，便在“斩罪上减二等，杖一百、徒三年”。

　　自此，清朝便极少有因侵贪犯罪而受到正法者，侵贪之风亦如脱缰之马，吏治江河日下，最后终于使得清朝气数已尽，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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