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嗜杀成性,为何还是被称为一代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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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代明主,他驱逐异族,使得天下归于正统。不过后世对他嗜杀以及文字狱颇有微词,不少史学家指责朱元璋杀伐过重,洪武一朝出现了不少的冤案,且涉及面过广,许多无辜之人惨死屠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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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英主好杀者有明太祖”,又说:“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其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腹,欲一托孤寄命,未尝加以猜忌也。独至明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好杀,本其天性。”

  显然,赵翼用“尽杀之”来总结朱元璋的好杀,不免夸张且有失客观。洪武一朝,帮助太祖定鼎天下的名将功臣,如徐达常遇春汤和等,也和汉高祖之萧何曹参等人一样,都得善终。但朱元璋多杀功臣这一点,确是事实,且范围之大,人数之多,不能不说有些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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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诛宰相胡惟庸一案,株连者多达三万余人,其中因立功而封侯者有二十余人;名将蓝玉之狱,株连者亦达万五千人。然而胡蓝两大案,亦是谋反有端,不是无缘无故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性格刚决,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有元末乱世,用法之严,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朱元璋在征战过程中,就很重视用法之严峻,其中实例也很多。如胡大海在浙东主持战事,他的儿子却犯了酒禁,朱元璋依然将其处死,并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

  诚然,乱世用重典方能成就大业,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朱元璋建国后以文字罪人,大兴冤狱,如此杀人,却不能归入用法严峻的范畴。而是透露出朱元璋猜疑残酷,或是一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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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以“一字猜疑”而造成的冤案就不少,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一语获诛;北平府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获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获诛。

  以上按例皆因“则”音近“贼”,“作则”有讽皇帝“做贼”之嫌。实际上这都是朱元璋猜疑所致,可谓胡乱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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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杭州府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读后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奇怪的是,朱元璋自己却不忌讳“僧”字,他的诗稿中有两篇都是以“僧”字开头,因此有人认为朱元璋的文字狱,是除异己的一种借口。

  朱元璋不仅好杀而且刑罚极为严峻,官员动辄或疚。赵翼引《草木子》云:“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很多读书人因为害怕无端被杀或被处以刑罚,宁愿隐姓埋名隐居深山,也不愿出仕为官,这反映出洪武一朝士人的极度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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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嗜杀成性的帝王大有人在,且多被归入昏君、暴君的行列。然而朱元璋仍被后世称为英主,这也颇为吊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朱元璋之“尽杀之”所针对的多是功臣宿将,目的在于约束勋贵官吏,很少有涉及平民百姓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朱元璋的好杀才没有成为暴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后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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