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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所说的御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御医是指太医院的一个官名，自上而下分别有院使、院判、御医、吏目等。但在清代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一个广义的概念，御医往往是一个统称。上至院使，下至吏目，太医院里的各级医官都称之为御医。

　　另外，从一些实例中发现，凡是为帝后服务，或听候皇帝调遣、奉旨为病家诊治的医生都可以称之为御医。换言之，清代御医范围很广，太医院所有医官、各地征召来的名医、钦点进宫的民医或通医之人、部分蒙古医生、喇嘛大夫等都曾充当过御医，他们构成了多元化的清宫御医群体。

　　一，太医院医官

　　太医院是御医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肩负着宫中的医疗保健大任。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件满文题本，表明了御医的职责：“我等既出而承应宫内班侍，救治病人，当不分昼夜，谨慎小心，以效犬马之劳，此乃分内理应所当之事，我等心甘情愿。”

　　因为服务对象和活动区域的特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太医院医官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宫廷医事活动的探索。遗憾的是清代太医院医官以医术博取功名利禄，大多没有著书立说，加上特定的服务、医疗对象决定了其秘不示人，不为外人所知，因此他们在医学史上留名的寥寥无几。

　　尽管青史留名的太医院御医很少，但他们的医术还是不容置疑的。按照惯例，进入太医院需要经过严格的铨选，然后才能进入教习厅(同治五年改为医学馆)学习数年，要精通《素问》、《难经》、《本草》、《脉经》及重要的方书。最后经过考试才能成为御医。

　　事实上，太医院医官并非都是太医院培养出来的，有的医官是从民间选拔而来的。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太医院有御医、吏目等105人，而每天在宫中轮值需用110人，可谓差多人少。

　　鉴于这种情况，太医院采取应急措施，在各省民医及举、贡、生、监有职衔人内，选拨精通医理、情愿效力者，经过考察后，酌量录取。

　　二，各地应召进宫的名医

　　经过考试成为太医院医官，并进而在宫中服务是成为御医的正途。正途之外，还有其他途径，如应清廷征召、由督抚保荐便是其中之一。应召进宫的这些医生，或是民间名医，或是有官职的通医之人，进京后并不入太医院编制，只是以应召医生的身份在宫内服务，留京供差之费，由内务府发给。

　　出宫后，以行医为职业的依旧悬壶济世。如孟河医派的四大名家之一的马文植，光绪六年(1880)由江苏巡抚吴元炳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在京居留9个月后，回到原籍重操旧业;有官职者继续自己的仕途，而且根据疗效的好坏，或升迁或降职。如陈秉钧为光绪帝诊疗时有突出表现，被敕封为刑部荣禄大夫。

　　有清一代，作为一种补充方式，清廷时常向各地下令，征召民间医生或通医之人进宫效力。如雍正七年(1729)冬天起，雍正帝身体不适，到了次年二月病情加重。及至五月初四日，怡亲王允祥病逝，又给了他沉重打击。为此，雍正帝向田文镜、李卫等发出谕旨，表达了从民间寻觅良医的意愿，上谕说：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

　　从这道上谕中不难发现，除了医生之外，道士同样也是选择的对象之一，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雍正帝颇为崇尚方术。晚清时期，各地督抚从民间保荐名医为帝后治病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钦点进宫的名医或通医之人

　　这种方式较为特殊，这些即将成为御医的人，在进宫之前其姓名和医迹已为清帝所知，因为名声而被钦点进宫，这方面的事例在清宫档案中也较为多见。

　　康熙十九年(1680)十二月八日，康熙帝“闻有江西沈石青、江南朱本中因善行医，奉旨召取”，这句话道出了之所以征召二人，是因为他们在行医生时的口碑和名声。

　　沈石青的情况，康熙帝是通过安亲王岳乐等获知的。平定三藩期间，定远大将军岳乐率部在江西征战，当时军中许多将士病倒。在此情形下，服用沈石青所配药物，将士大多痊愈，于是众人称其为良医。朱本中，徽州人，善内科，向来有“能治诸医所不能治之病”，康熙帝正是通过内阁学士徐文元等人，了解到他的履历。

　　仅康熙一朝被钦点进宫的名医除了上面二人之外，还有章文鐄，他曾被康熙委以重任，医治直隶总督赵弘燮而名扬海内。此后章文鐄以御医的身份，随侍康熙左右。

　　四，蒙古医生

　　蒙古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在长期征战和日常生活中摔伤骨折在所难免，正因为如此，蒙古医生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科的经验，使骨伤科发展成为一门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学科。

　　清入关后，在上驷院中设立机构，把精通正骨术的医士汇集其中，为朝廷效力。按定制“选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廷执事者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蒙古医生在治疗骨伤时，往往“时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黄家所能及者”。

　　五，喇嘛大夫

　　喇嘛大夫是指喇嘛中精通医学、医术之人，在文献中被称为喇嘛大夫、额木齐喇嘛。他们并不是太医院统辖下的专职医生，平日各行其是，从事佛事活动。

　　按照规定，京城中各寺庙要把庙中通医喇嘛的情况悉数通报朝廷，以便不时之需。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期，喇嘛大夫的行医的例子有：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孝庄皇后突患中风，值宿御医做了紧急处置。天亮后，孝庄皇后又钦点乃宁呼图克图进宫诊视。据他诊断，中风是用不洁之膳所致。故此，在花园内，用48名喇嘛诵《木兰经》以驱病魔。

　　康熙四十五年八月，护军参领莫尔洪患病，康熙帝把所掌握的蒙古医生治疗同样病情的药方转交给留在京城的皇三子胤祉。胤祉急速传察罕喇嘛庙之额木齐喇嘛携带药方送至莫尔洪家，额木齐看毕，照药方亲督配药。

　　通过考证清代的御医后，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医院是御医群体中的主力，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在太医院遇到疑难杂症束手无策时，清廷则通过从民间征召进宫。多种渠道保证了医术高明的医生汇集宫中。因御医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御医群体的医学水平是当时最高水平，这一点大致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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