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子产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子产被认为是春秋时期执政者的楷模，那子产究竟做了什么，能让他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呢?子产是郑穆公之孙，辅佐过郑简公还有郑定公。要说子产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他执政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可谓是开创了当时自下而上改革的先河，在此之前，各个诸侯国贵族的权利都是难以被撼动的。在子产的带领下，郑国逐渐走向中兴局面。而子产为人同样令人敬佩，不卑不亢，廉洁终生，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下子产这个人吧。

　　子产，名侨，是郑穆公之孙，为“七穆”中子国的儿子。郑穆公去世后，郑国经历了多次内乱，“七穆”后裔也因内乱而得以轮流执政。公元前543年7月，“七穆”良氏与驷氏展开了一场大混战，最终良氏战败，家主伯有被杀。被杀死前，伯有是郑国执政卿;他被杀后，又是谁来接替他?

　　罕氏家主子皮力荐子产担任执政卿;为消除子产执政的忧虑，子皮还当面向他保证：“我率族人听命，谁还敢冒犯您?您还是尽心地辅佐国君吧!”罕氏家族在“七穆”中实力最强大，罕氏都已发话，谁还敢有异议?

　　此后，子产便正式成为了郑国执政卿。子产治理郑国头三年，推行了“作封洫”改革，因为得不到郑人理解，郑国上下骂声一片。民众对子产恨之入骨，纷纷叫嚣：“取我衣冠来收税，取我田地而征赋。谁要杀死子产，我和他共同前往!”但三年过后，子产的改革大见成效，民众开始对子产心悦诚服，转而对他大唱赞歌：“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使其增产);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的执政经历，充分证明了改革是如何艰难：在“作封洫”改革成效尚不明朗之时，众人大多习惯于旧时代的生产方式，对任何改变他们习惯的新事物都充满了偏见，众人因此恨不得要杀了他;可在改革成效显现之后，民众都亲身体会到了改革所带来的红利，这才对子产心悦诚服，对他高唱赞歌。万一在改革过程中，某位冲动人士真的刺杀了子产，郑人还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吗?

　　万幸的是，在罕氏家族全力支持下，子产和郑国都成功地渡过了三年改革阵痛期，得以继续向前发展了。这次成功的改革，让子产在郑国声望大增。最为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子产的仕途从此将一路顺风顺水。

　　可数年后子产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却让他再次遭遇到了“吐槽”。“吐槽”他的人，还是一位当时声望极高的晋国贤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公元前536年3月，子产再次推出了一项开历史先河的改革：铸刑书。所谓铸刑书，就是将制定的刑法铸于金属鼎上，然后公之于众，以为国之常法。现代人看来，国家法律原本就应该透明公开，这样才能保证人人都能知法、懂法，最大限度地让民众遵纪守法。

　　可在当时，子产的做法一传了出去，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晋平公太傅叔向得知此事后，大不以为然。叔向虽然只是太傅、并非卿士，但在整个东周都是有名的贤人。当时的晋国正卿韩起都对他尊敬有加，凡事必向叔向咨询后才实行。

　　听说子产居然铸刑书，叔向激动异常，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子产，向他“吐槽”：“以前我对您抱有殷切期望，可现在却彻底失去了。旧日先王衡量事情轻重以定刑罚，并不会专门制定刑法，就是担心民众有争讼之心。一旦民众知道有法，就会目无尊长;在有诉讼时，就会征引刑书争辩，妄图侥幸成事。如此一来，天下就不可治理了。夏朝出现了扰乱政令的人，所以制定了《禹刑》;商朝出现了乱政之人，所以制定了《汤刑》;周朝出现了乱政之人，所以制定了《九刑》。这三套刑法的出现，都是在三朝衰微之时。现在您执掌郑国国政，先是‘作封洫’，又树立谤政，制定三法、铸刑书，以此来治理民众，不是太难了吗?民众从此踏上争讼之道，将放弃礼仪而征引刑书;动乱诉讼日益繁多，贪腐贿赂也就日益盛行。如此一来，恐怕您还在世之时郑国就要衰败了吧?”

　　子产的行政，在国内得到了广泛认同，却不想又引来了国际争议，竟然令霸主晋国的贤人都向他发出了“吐槽”之声!

　　为何子产的铸刑书改革会引来如此大争议?

　　叔向的信中，提到了子产执政以来的几件大事：“作封洫”，即划定田地界限，是郑国废黜藉田制、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立谤政”，是子产为加强军事，向田地征收军赋之举;铸刑书，就是这次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的举措。

　　从信中语气可知，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特别是“铸刑书”，可谓是石破天惊，开了历史先河——因为在当时，士人们普遍推崇的是“临事制刑，不豫设法”。

　　为什么要这样?

　　古代历朝历代，都制有刑法。如《周礼》有云：“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五百种罪行，下同)，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但古人认为，虽然制定了刑法，可法中只能举其大纲，不可能覆盖到每项罪行的细节。不同的人犯了同一项罪行，但情节却又轻重。有些人虽然是轻罪，但却是明知故犯、屡教不改，不可原谅;有些人虽然犯的是重罪，其中却别有隐情，可酌情从轻处理。在刑法没有公之于众时，执法人就可根据具体案情甄别对待，对不同的罪犯采取不同的刑罚;而民众因为不知法，也就无法生出疑心，所以贵族阶层能让下民“常畏威而惧罪也”。

　　可如今子产把刑法铸在鼎上、将其公之于众后，即成为国家定法。如此一来，一些讼棍经常犯小法却无以加重其罪行，另一些良善之辈无心犯重罪又无法从轻发落，就失去了制定刑法的初心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将来犯罪之人以刑书为准，据此而争讼不断，严重时更可能导致贿赂盛行，那岂不是天下大乱?

　　所以，叔向才对子产“铸刑书”的改革深恶痛绝。

　　面对叔向的“吐槽”，子产丝毫不敢争辩，低调地回覆：“正如您所说的，我才能有限，无法考虑到子孙，只求能挽救当世。既然不能遵从您的教诲，怎么敢忘记您的大德?”

　　看起来，这场“铸刑书”的争议，叔向在气势上完全占据了上风。

　　可二十三年之后，晋卿赵鞅、荀寅在汝水之旁筑城之时，顺带在晋国征收了一鼓铁，来铸造刑鼎，来向大众公布旧时正卿士匄制定的刑法!

　　连晋人自己都在学习子产，那么这场争议到底是谁胜了呢?

　　赵鞅、荀寅二人铸刑鼎之时，虽然叔向已经过世，却又引起了另一位圣贤孔夫子的非议：“晋国要亡了吧!晋人已失去治国法度了。贵贱位次没有错乱，称之为法度。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被庐(晋地，不详所在)之法，因此而成为盟主。今天放弃了这样的法度，而铸刑鼎，民众都以鼎为法度，还能尊敬贵人吗?贵人还怎么能守住祖业?贵贱秩序混乱，国家还能存在吗?况且，士匄制定的刑法，是夷地(晋地，不详所在)之蒐时定下来的，是晋国乱制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为法?”

　　所谓被庐之法，是晋文公当年决定救宋之后，在被庐进行练兵，并在此制定了相关刑法。被庐练兵结束后，晋国正式建立三军，出征中原救援宋国，一举胜楚而称霸天下。

　　夷地之蒐是晋襄公时代的一次练兵。此次练兵时，晋襄公先是计划提拔士縠、梁益耳二人率领中军，被先克劝谏后改任狐射姑、赵盾二人;阳处父回国后，提出狐射姑不宜担任主将，晋襄公又将赵盾任命为中军主将、狐射姑为中军佐。夷之蒐前后，晋国卿士进行了三次大调整，埋下了赵盾专政期间晋国政坛的多次内乱隐患。所以，孔夫子称夷之法为“乱制”之法。

　　且不管士匄所制定的刑法内容究竟是什么，但孔夫子之所以批判铸刑鼎，就在于刑法被公示后，民众都会只重鼎文，而不会再对贵族阶层产生敬畏之心。如此一来，在刑法面前贵、贱将不再存在差异，那么贵族们的权威何在?贵族们权威荡然无存，晋国旧有秩序将彻底被打破、陷入一片混乱，晋国不亡国还能怎么样?

　　无论是叔向还是孔夫子，他们主张不公布刑法，其出发点都是要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性，对法律条文的正义性反倒是放在其次了。

　　然而，当权贵们可以暗箱操作、肆意解释法律条文来判决罪行时，他们就一定能保持公正无私吗?这一关键要害，叔向和孔夫子却都没有提及。

　　以此而言，这场争议到底是谁对谁错?

　　事实上，子产等人之所以要铸刑书，正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得已而为之。

　　子产“作封洫”改革后，郑国土地全部私有化，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土地交易，使得原先处于底层的民众逐步发展成新兴地主。在郑国，新兴地主阶层有着得天独厚的成长土壤。

　　郑国东迁之后，郑桓公为了在当地立足，与商人结成了同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因此，在郑国商人地位向来就比其他诸侯国更高。晋国正卿韩起曾与郑国商人产生交易纠纷，为此子产还亲自出面为郑国主持公道。可见，郑国商人虽然不能从政，但影响力却非同小可。

　　商人赚取大量财富后，大多都会想着购买土地，以作为家庭财富的积累。郑国“作封洫”改革之后，就打开了商人买卖土地的方便之门。商人经营土地，由于管理能力强，往往能获得丰厚利润;土地经营利润丰厚，郑国赋税也就大大提高。所以，子产执政后必然会大力鼓励商人来经营土地。

　　但在日常土地交易过程中，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纠纷。此时，仅仅依靠权贵的暗箱操作来解决这些纠纷，显然已经得不到新兴地主阶层的支持。为获得新兴地主阶层的支持，促进郑国经济发展，子产才不得不制定刑法、然后再将其公之于众。所以，与其说子产铸刑书是开历史先河，还不如说子产是被新兴地主阶层所推动——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子产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也就无法彻底进行下去!

　　早在晋惠公时期，晋国就实行“作爰田”改革，将土地都私有化到卿大夫手中了。因此，晋国必然也面对郑国同样的难题。由此，尽管叔向强烈反对铸刑书，可他死后，晋人也不得不学习子产，以满足新兴地主阶层的需求。

　　这就是铸刑书的真实一面：不是开明权贵们想放权，而是形势逼迫之下，他们不得不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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