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乾隆皇帝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作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上待机最长的皇帝，乾隆皇帝自从二十五岁继位后，一直活到了八十九岁。
在那个医疗条件恶劣的封建年代，这绝对是个记录记录了。
而乾隆爷作为雄才大略的帝王，在其执掌帝国的期间，创下了无数的丰功伟绩。
乾隆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版图，也养活了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多的人口。
但是，在丰功伟绩之下，难以掩盖的是乾隆朝的一些黑暗。而这其中，为世人诟病最多的，就是乾隆对于文字狱的钟爱。
自从满清入关以来，对于文字狱这种绞杀士林的武器，就十分地钟爱。
自顺治皇帝开始，顺治时期七次兴起文字狱，康熙时期有十二次文字狱，雍正皇帝时文字狱增加到十七次，到了乾隆时期最为离谱，足足有一百三十多次文字狱。
那么，为什么乾隆对于天下的读书人要如此地痛下杀手呢?我们今天从乾隆继位之初的两个案子来分析其中的缘由。
话说在乾隆四年三月初七，福建省福安县生员郭向高侵占寺租，被福安县的知县萧荃抓住后，打了郭向高十五大板。
而福安县的其他生员，吴毓甲、李志炳等人为了抗议县令责打生员，就用黑墨把文庙的大门抹黑。
要知道，在那个注重礼仪的年代，涂黑文庙的大门，是非常不敬的，这也从侧面显示了这群读书人的意见有多大。
而就在这件事，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乾隆四年四月初五，直隶省昌黎县生员赵汝楫控告知县刘延泰操纵盐商涨价。
随后案件交由昌黎县的上司永平府审理，但是生员们并不买账，由邢谟烈等人带头，生员们拿着板砖就把知县的刘延泰堵在了县衙里。
生员们要求刘延泰出来，交代清楚，刘延泰则闭门不出，双方就此僵持，直到地方驻军出马，拘留了六个闹事的生员。
首先说到这里，有的看官可能就要问了?生员是个什么角色?
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指那些获得了入学及乡试资格的秀才、监生等，是士这个阶层的最底层，人数十分的庞大。
但是，虽说是最底层，可手中的特权可是着实不少。
不仅可以少交甚至不交租粮，而且也不用服劳役，不用当差。
而且朝廷也多次下旨，生员犯了小事的话，州县官员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如果犯了大事，那么就要交给省级的学政处置，严禁县官擅自杖打生员。
而这两件案子，无一例外的都是生员犯了错，而地方官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要求来处理，而是直接来硬的，不是打板子就是抓人。
所以，这在读书人看来是对于其群体的一种极大的侮辱，故而才会在他们的群体中引发如此强烈的反抗。
而这两件案子，毫无疑问都惊动了地方上的最高长官，一个是福建巡抚王世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孙嘉淦。
而两人的处理方式，则是如初一折都是将责任推给了地方官身上，其实这倒也是符合常理，因为优待士林一直是朝廷的政策，而且地方官的做法确实有违国家法度。
于是，王士任和孙嘉淦都给皇上上了折子，请求革去当事人萧荃和刘延泰的顶戴，同时对生员加以教育。
折子递到了乾隆的龙书案旁，按说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乾隆这里却出现了反转。
乾隆看到两人递上来的折子后，心中也在沉思，按理说来，两人的处理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事情确实也是这么个事，似乎应该照准。
但是乾隆又一想，如果这件事就这么办了，那么以后这些读书人就更加的会有恃无恐了，到时候三天两头的拿着板砖问候家乡的父母官，该怎么办?
前思后想之后，乾隆决定给这群读书人一个下马威。
所以，乾隆驳回了两位地方大员的奏折，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首先，乾隆承认，朝廷对于生员的确是有种种优待政策，这个一点不假。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生员们要读书明理，遵守法纪，这是基础。
其次，乾隆指出，这两件案子中，福安县的生员将文庙大门漆黑，昌黎县生员状告知县，这些都是有违国家法度的事情，
因此，地方官采取强硬措施，不是欺辱读书阶层，而是正常的执法。
最后，乾隆指出，县官乃是朝廷的命官，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各地督抚仅仅因为这些劣生的几句言辞，就将朝廷命官革职，这岂不是让这群劣生操纵了权柄么?
王士任和孙嘉淦接到奏折后都是心中一惊，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件十分简单的案子，在这个新皇帝那里却会出现这么多的花样。
不过皇上有命令，下面也只好照办，于是这两位当事的官员也幸运地得以全身而退。不过这件事在天下读书人的范围内，却是起到了不小的冲击。
而后乾隆又特意发了一道“训斥士习”的谕旨，斥责生员，“蔑视宪典，以安分为耻，以抗法为荣”。
同时又明令各省的学政，要时时训诫，毋得姑容。这是乾隆第一次处理生员闹事的案件，这也为此后乾隆朝处理类似案件奠定了基调。
自此，乾隆朝再发生的读书人和官府的冲突，都是以读书人失败而告终。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乾隆要这么处理?原因大概有以下这样几个：
第一、维护朝廷的权威。
如同前文所说的，无论是萧荃还是刘延泰，都是朝廷选拔出来的父母官，而这些官员毫无疑问都是代表着朝廷的脸面。
而地方上几个生员凑在一起一闹事，就可以将地方官搞得灰头土脸的，这实在是让朝廷的颜面无处存放。
第二、为了减少以后的麻烦。
读书人和官府的冲突，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大清朝虽然说有政策优待读书人，但是如果事事都袒护的话，那么必定会助长读书人的气焰。
所以，今天是知县罢官，那么明天他们可能就会要求罢知府的官，从而挟制朝廷，限制地方司法。
这是统治者所绝对不想看到的。
第三、为了巩固皇权。
这是最深一层的思考，自清朝入关后，其统治并不是很稳定，故而前几朝的皇帝都需要借助文字狱来铲除异己。
但是，到了乾隆朝，大清的江山基本上已经稳定住了，但是乾隆依旧看到了对于大清统治最大的威胁，那就是读书人。
老百姓当中，识字的本就不多，每日的劳作也基本已经耗去了他们大多数的精力，故而不会给朝廷带来什么麻烦。
但是，读书人则不同，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深入民间，而且这些人有学问，在百姓中有威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旦他们有其他的想法，那么全国各地可能就会烽烟四起。
因此乾隆，必须要让这些读书人从心里畏惧自己，要让他们连想都不敢去想这些事。
故而，在其第一次处理生员案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铁腕基调，从而为其后来的一百三十多件文字狱埋下了伏笔。
这是乾隆看得最长远的地方，但也是乾隆最失败的地方，文字狱虽然维护了他的统治，却也摧毁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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