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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始五年(公元5年)冬，年仅十四岁的汉平帝驾崩。居摄元年(公元6年)三月，不满两周岁的刘婴(史称孺子婴)被立为太子，由王莽称“摄皇帝”代行皇权：

　　平帝崩，无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刘婴，年二岁，托以卜相为最吉。乃风公卿奏请立婴为孺子，令宰衡安汉公莽践祚居摄，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

　　果不其然，两年后的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正式登基，建立新朝，历时210年的西汉王朝灭亡。

　　按照班固《汉书》的说法，立孺子婴为太子就是王莽的阴谋，是他通往篡位之路的一步棋。事实上，后世都认可了班固的这个说法，结局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不过，如果我们摆脱儒家士族的政治立场，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段历史，恐怕结论未必如此。

　　死板的继承制，限制了皇嗣的选择范围

　　现代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只要是皇室子弟，都有资格继承皇位，大错特错!事实上按照古代宗法制规定，只有嫡长子一系，也就是所谓的“大宗”，才有继承权。为了防止“小宗”对皇位的觊觎，列朝列代都对他们做出了相当严厉的限制，比如西汉末年，宗室子弟基本沦为只会混吃等死的食客。

　　只有一种情况，小宗才有可能盼来一线机会：嫡系断绝!即皇帝不光没有嫡子，连庶子都没有，比如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末代三位皇帝都是无后驾崩。

　　这种情况怎么办?随便抓一个宗室子弟来继承皇位吗?我们现代人的误解大多就在这里，其实即便皇帝绝嗣，继承人的选择也必须按规则来。

　　首先第一条原则：不能绝，皇帝无嗣，可以从宗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子弟中选择一人，过继为子，作为嫡子继承皇位。比如汉哀帝刘欣，就是汉成帝的侄子，被过继给汉成帝为子，从小宗变大宗，同时与生父生母割断关系。

　　第二条原则：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为依据，血缘关系越近，优先权越靠前。比如汉哀帝去世后，在汉元帝的后裔中，仅剩汉平帝刘衎一个孙子，虽然与汉哀帝是兄弟关系，但只能由他做继承人。

　　第三条原则：兄弟不相入庙，意思是哥俩都是皇帝，百年之后只有一个人能进太庙，接受后世祭祀供奉。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能兄弟相传。这就是当初汉成帝选择了二弟的儿子刘欣，没有选择尚在世的三弟刘兴的原因。

　　按照这三条基本原则去套，基本上皇位的候选人就是唯一的，机动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存在争议。之所以如此死板，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继承制度的灵活性，给宗室子弟带来非分之想。

　　我们按这三条规定，来看看汉平帝驾崩后，皇嗣候选人都有哪些人选。

　　汉宣帝子嗣大曝光，刘婴可能是唯一候选人

　　汉平帝驾崩后，汉元帝这一系全军覆没(如图所示)，按照继承法规定，皇嗣就必须从汉宣帝的其他四个儿子们的后代中选择一人，过继给汉平帝为子，以保证大宗不绝。

　　再次重申，这一点是铁律，不可更改。连血缘关系十万八千里外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后为了说明自己的合法性，还被迫把自己过继给汉元帝，赖赖巴巴混了个嫡系身份。

　　汉宣帝一共五个儿子，除了汉元帝刘奭和早夭的刘竟，有资格入围的仅剩淮阳王刘钦、楚王刘嚣、东平王刘宇，这三人的曾孙辈。

　　刘钦、刘嚣和刘宇的儿子辈有26人，孙子辈由于资料缺失，无法完全统计，曾孙子辈史料有记载的只有三人：刘嚣的曾孙刘婴、刘殷和刘宇的曾孙刘匡。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很简单，按照继承法，宗室子弟随着年代久远，逐代降格继承，到他们的孙子辈，大多都成了失去爵位的平民，何况曾孙辈?既然没了爵位，史书不可能记载。

　　虽然如此，我们从汉成帝的年龄可以大致推算，孺子婴这一辈兄弟们的年龄。汉成帝是他这一辈年龄最大的，出生于公元前51年，以极端情况推算，假如他有孙子，顶天也就十四五岁。

　　考虑到古代孩子的夭折率，以及生女孩情况，几代下来，大概率情况是，孺子婴很可能就是他们这一代年龄最大的男孩。即便不是，至少他们都还没有成人，也就是说，从年龄上谁做继承人都是半斤对八两。

　　选中孺子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被作为汉平帝的嗣子继承皇位，汉平帝时年十四岁，“儿子”的年龄不宜太大吧。

　　所以，史书中以阴谋论，给王莽选择孺子婴下结论，很难以令人信服，要怪只能怪制度太死板。

　　皇太子与摄皇帝并存，被螃蟹夹伤的第一人

　　其实给王莽留下最大诟病的不是选择了孺子婴，而是选择孺子婴后，仅仅将他立为太子，自己以“摄皇帝”代行皇权。

　　这就导致历史上最大的奇观：皇位空缺，摄皇帝与皇太子不是一家人!

　　王莽为何要这么做?是不是自己有野心呢?其实这里也有迫不得已的地方。

　　假如孺子婴即位，他就要上朝听政，不足两岁的孩子自然做不到，那就得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抱着小太子临朝。试想一下，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后，抱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听政，这不要人命吗?所以，让孺子婴暂为太子，过几年能坐住龙椅了，再立为皇帝，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古代小皇帝多了去了，也不都是能坐住龙椅的，太后直接临朝不行吗?再者大臣称“摄皇帝”，这不是野心侧漏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特殊情况，孺子婴的情况发生在西汉末年，西汉仅仅是秦朝实行帝制以后的第二个王朝，很多事情都没有先例，远不像后来制度那么成熟，参考的先例也很多，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比如，“兄弟不相入庙”的规矩，随着庙祭制度的完善，根本就不是问题。随着宰相制度和内阁制度的发展，太后听政，也不一定非要皇帝在场，甚至不一定非得上大朝。伴随皇权的独裁性，摄政的大臣没人敢叫“摄皇帝”，改称“摄政王”。

　　总之，后期人们有很多办法对这种特例打补丁，不至于被继承制搞到尴尬的境地，但是对当时来说，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发生后人觉得很不可理解的行为。

　　所以，孺子婴只被立为太子，王莽以“摄皇帝”代行皇权，其实是当时的环境所迫，不能视作个人野心的表现。被人误解，只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真假周公，王莽的心里到底有几分忠诚

　　难道王莽就真的没有一点私心?纯粹就是想做周公?

　　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王莽也有私心吧。比如，即便可以绝掉汉平帝，选一个汉平帝同辈兄弟，过继给汉成帝，个人判断王莽也不会干，因为他的女儿王嬿是汉平帝的皇后，谁敢说续上汉平帝的子嗣，这里面就王莽没有一点疼女儿的私心呢?

　　个人权利力方面的考虑呢?有，也是正常的，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手上没有绝对的权力怎么能行?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没必要拿这个说事，我们要说的是，他这么做，到底跟后来“篡位”有多大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关系!

　　王莽的一生，都以周公为楷模，后来之所以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走向改朝换代，原因有很多，两件事是主要转折点：一件事就是汉平帝意外驾崩;第二件事就是一年后的翟义造反。

　　这两件事推动了近百年来“更天命”的论调喧嚣尘上，经过“保汉派”和“代汉派”的斗争，直到居摄三年七月份左右，王莽才下定决心接受“代汉派”的建议(这个复杂的过程，笔者有多篇文章论述过，可自行查看本人历史发文)。

　　所以，不能拿结果倒推前因，想当然地认为，立孺子婴时，王莽就心怀叵测。

　　综述

　　王莽的历史大概是被黑化最严重的一个人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他的改革失败了，作为失败者被人完全否定并不意外。第二个原因是，新朝过后恰恰是号称“汉室复兴”的东汉王朝，王莽如果不被塑造成反面人物，没法说明东汉政权的合法性!

　　我们看到的官修史书《汉书》的作者班固，正是东汉初年的士族子弟，站在本朝的立场贬低前朝几乎是通病，更何况新朝不能被承认呢!

　　此后的士族阶级，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忠孝节义，也容不得王莽这样的人，这就是王莽在帝制社会的一直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原因。

　　我们没有了这个历史局限性的束缚，可以以更公正，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历史，所以，应该能比古人更具穿透力。就王莽立孺子婴为太子事件，很显然不能作为王莽篡汉的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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