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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如水的夜半，阮籍又失眠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是阮籍众多的《咏怀诗》的其中一首，从诗作角度来看，大评论家钟嵘给予了极高的概括:“《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请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文人阮籍，一直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性情和举止乃至于交际无不透着那个时代最飘逸、孤傲的身影。
平静的竹林深处隐藏不住乱世的忧伤。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而最大的表现就是人心散乱。由于曹魏逐渐被司马家族深度控制，隐藏在其中的危机，让阮籍这样的文人早已心惊胆战。
阮籍，很小便失去父亲，但是这种苦难成长经历让他很早就投入到学文习武的磨砺中来，对此，他在《咏怀诗》回忆说：“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阮籍的报复有济世之志，在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对着空旷的山野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然而，阮籍所处的时代却并未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或者是热情。
正始十年，司马懿全面掌握曹魏，这种震荡让文人们如同惊弓之鸟，飞向旷野山林寻找片刻安宁。
于是七位峨冠博带的文人纷纷走向竹林，开始另一种生存模式，他们终日饮酒、弹琴、赋诗，加上每个人格外的特点如嵇康还打铁，阮籍还长啸，这些风度让他们成了一个集团，被后世谓之“竹林七贤”。
只不过不久，嵇康创造的“魏晋版非暴力不合作”的竹林模式终于以他的鲜血喷溅一地而悲壮收场。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居然还有太阳。”《遥远的绝响》
孤独的抑郁症患者，逐渐用怪异举止对抗整个社会的“明教”。
阮籍曾写出一首《首阳山赋》，满纸的凄凉、无奈，如同一场寒冷的秋雨淋湿在一个孤独无助的行人身上。“时将暮而俦兮，虑凄怆而感心。”这种抑郁，逐渐加重了阮籍的心病。此后，阮籍被迫走出竹林，失魂落魄却举止更加怪异，他的眼睛甚至可以翻出“青白眼”，颇有“你瞅啥?瞅你咋地”的鄙视一切的感觉。
《晋书》以生动的笔墨还原了阮籍的苦闷与忧伤：“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多年后初唐文人王勃生动追忆了这段往事“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摆在阮籍的前面没有路了，他曾经早年的梦想之路是高山大海的清风月朗，没想遇到的却是一个动辄得咎的阴暗冷酷的时代。
他不想见任何人，因为他的朋友或是被杀，或是被迫出去做官，一时之间他成了那个时代的孤独症患者。出去透透气，竟然发现，阮籍的人生已经没有道路可以选择，如同荒乱的车马被一座山脉所阻隔，没办法，哀嚎流泪后不得不原路返回。
这条路是就是司马家族的路。
名教已死，此时的阮籍不知道比西方的尼采喊出这句痛心的话不知要早出多少年，因此他选择“任自然”。
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薄汤武而非周孔”后，这条竹林精神核心的两句话被阮籍以实际行动去施行，为了不再重复被杀，阮籍选择了更为巧妙的方式进行表达。
阮籍瘦弱的身影发出的言行在那个剧烈震荡的时代掀起了一阵阵浪潮，他所反对的名教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权力架构。
此后他疯狂酗酒，他可以坦然与嫂子说话，也敢肆意地醉倒在邻家美妇的身旁，甚至可以为一位素未相识而早逝的妙龄少女的灵前痛哭失声。在极端强调礼法的司马家族时期，阮籍竟然在母丧期间，饮酒吃肉，然后却大口吐血，“废顿良久”。
当有人对他提出尖锐批评之时，他从容回答说：“礼岂为我辈设邪?”我这样的人岂能是那些礼法所能束缚了的?
然而，与嵇康相比，阮籍身上明显多了许多周旋和技巧。
嵇康是“远迈不群”、“高情远趣。率然玄远。”，而他被杀的借口是不孝，而真正的原因就是嵇康拒绝与司马家族合作而遭到嫉恨：“大将军(司马昭)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有从子不善，避之河东……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汤武，大将军怒焉。”《三国志》
同样，阮籍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有一种痛苦是不想做官，却天天被逼着做官，阮籍显然对此深有体会。司马家族，深刻知道，这些文人如同帝国的潮水，不能不进行疏导或者收拢，无论他们的名声和自觉，都不是一般人所能代替的。
于是阮籍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逃避，那就是大量饮酒“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显然《晋书》以“天下多故”隐晦的写出了阮籍的苦衷与大背景的凶险。
阮籍虽然狂，却非常会把握尺度，与司马昭相处，他表现得相当智慧。凡是涉及敏感话题时，阮籍总是选择不回答或者模棱两可的态度。以至于司马昭对他印象相当不错，以至于发出：“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的感叹。
两件小事最能体现阮籍的高明，为了不与司马昭发生亲密关系，对于司马昭提出与阮籍结成亲家的事，阮籍采取了“六十日大醉”的方式进行拒绝。“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对于要不要做司马昭的官，阮籍的处理仿佛更加巧妙了。
未等司马昭要求他出山，而是他自己主动释放信号理由是听说那里有许多美酒：“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司马昭喜出望外，“帝大悦，即拜为东平相”，“大悦”即出乎意外的相当高兴，可见阮籍在司马昭的心里位置。于是一头毛驴的背托着阮籍来到了东平。
时光跨越数百年，李太白用潇洒的笔墨再度回顾了阮籍的风流身影。
“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只是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天，便将政务处理的干干净净，以至于后世用为称美地方长官清政简俗的典故。他所能改变的不是那个世界，而是他的内心。
老庄的浩瀚空灵，让他全身心浸润其中，以追求逍遥之境，摆脱恐惧、逃离束缚。作为最清醒的一位，他默然观看天下大局，了然于心。
阮籍重病之际，还不断收到司马昭要其支持称帝的表态信的催促，他早已知道这种局面早已形成临死之前，他终于写出《劝进表》，仿佛只能这样才能告诉那个时代，自己一个将死之人，绝非为了功名，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达观或者是大势所趋。有趣的是，阮籍的儿子一直模仿他的风度，显得更为任性放诞，但却多次遭到阮籍的批评，因此可知，阮籍的一生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而他把自己活成的模样完全是迫不得已。在他深情写出《咏怀诗》的那一刻，或许早已给出了厚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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