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为什么张献忠这么有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2017年4月13日，考古专家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发现了3万余件文物,其中以虎钮金印、五十两金锭、金质封册为代表的珍重文物陆续出水现世。民间有关“张献忠沉宝”的传说得到了证实。

随着一大批沉银的发掘，张献忠的财富从哪来的?经济实力到底有多强?他打算用这些钱做什么?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得到确切的答案。

上图_ 张献忠起义图

战功赫赫 敛财有术

《明史》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初随王嘉胤，作战勇敢，身先士卒，累功进至“西营八大王”之一。之后，他和李自成参加了高迎祥的队伍，攻陷凤阳，转战两湖，盘踞巴蜀，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义军力量。

建立军功的背后，是张献忠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根据史籍记载，张献忠搜刮钱财，主要有缴获战利、没收官产、搜刮民财和严抓军纪等四种途径。他袭取武昌后，将楚王朱华奎投江溺毙，自己“尽取王宫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攻破成都，“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张献忠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蜀王名下数以千万的白银，其个人财产迅速膨胀，富甲一方，数量足以比肩紫禁城，经济实力不容小觑。

上图_ 1644年，明末形势图，图中的大西是明末张献忠创立的割据政权

搜刮民产也是张献忠巨额财富的来源之一。在江口沉银中，其中有十多个刻有铸造地点、时间和工匠姓名的银锭。它们分别来自于江西、湖南、湖北和四川，这与张献忠的进军线路一致，表明他曾向当地富民巨贾劫掠财富。进入四川后，张献忠严格限制民间金银数量，规定：“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在严酷的政策下，民间财富向张献忠快速集聚。

张献忠还注重义军内部财物收缴。“令贼卒凡子女玉帛及一应贵重之物，不得辄留，犯者死。人畜以刀剑，而诸物可焚者以火，惟金银必以水土沉埋之。”为了防范士兵私藏金银，“金银重赀，献忠恐兵富而易逃也，其令挟赀而则杀之，时时搜索。”足见军纪之严。

上图_ “江口沉银”盗掘案件收缴的文物之一“永昌大元帅印”的拓本和钤本，左为印背拓，右为印面钤本

实力雄厚 富可敌国

四川有“天府之国”美誉，人杰地灵，物产丰富。被张献忠逼死的蜀王，独占巴蜀，富可敌国。抗倭名将谭纶谈及朱氏宗藩曾说：“蜀府之富，甲于天下。”明朝文人陆釴(音yì)在《病逸漫记》中强调：“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蜀王“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蜀藩“拥厚赀，为世指名”。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颁布宗室亲王俸禄，其中包括禄米5万石，钞2.5万贯，锦40匹，紵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棉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

在这些俸禄中，最主要的是禄米。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显示，明朝一石米的重量为153.5斤。也就是说，明朝亲王的禄米，折合成现在的重量，约为383万公斤，以一公斤大米6元计算，明朝亲王年收入超过了2300万元。而亲王名下的庄田、商税、渔课、盐店均免征税收。蜀王占据着成都附近70%的土地，其收入更为可观。

上图_ 长沙府天启元年五十两金锭

张献忠将蜀王的财富据为已有。有关专家估算张献忠至少拥有一亿两白银。成都当地流传张献忠斗宝的传说。他为了炫耀个人财富，曾将24间屋子装满奇珍异宝，金宝银锭，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崇祯和他相比，不过是个小富即安的小资而已。以明末一两银子折合600元的购买力计算，张献忠的经济实力之强，足以称雄当世。

大西军有积贮金银的制度和事实，从中也能窥探张献忠的财富之巨。嘉庆五年，《锦里新编》提及：“彭山县江口，明季参将杨展破献贼处，居民时于江底采获金银，多镌有各州县名号。乾隆五十九年冬，渔民获鞘一具报县。转禀制军孙相国辅山，饬令派官往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然江水深广，用夫淘取，费亦不赀，寻报罢。”所谓的鞘，是刳木使空，内贮银宝的木筒，银锭以50两为一锭计算，每鞘能装银2000两，这是张献忠积贮金银、搜罗民财的有力证据。

上图_ 《锦里新编》 清 张邦伸 撰

张献忠四大养子之一刘文秀临终前，曾向南明永历帝上书称：“(文秀)病革，上遗表曰：臣精兵三万人，在黎、雅、建、越之间，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在孙可望居住的昆明王府台基下，曾挖出窗银29万两，重500两的金犁1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张献忠财富不仅数量庞大，还显示出金银分布土域之广。

翻阅史籍对“江口沉银”的记载，同样可以一睹张献忠的巨额金银。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和明将杨展在川南遭遇。“献忠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军。”可见，张献忠不但对财富的转移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还可以体会到他携带的金银之多。

上图_ 西王赏功钱，中国古代钱币之一，为大西国国主赏功之钱币(勋章)

以资养军 用途多样

除了积蓄之外，张献忠的财富另有用处。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督治昌镇侍郎范景文上疏称：“今沿边新兵月食一两五，多者两两。”而明末各路起义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士兵待遇等方面，和明军不相上下，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明军。由此判断，张献忠积累巨额财富，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军饷，以此保证军队正常运作。

另外，张献忠曾对孙可望、艾能奇坦言：“皇帝极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今老子金银甚多，想来做皇帝不如做绒货客人快活。……我等心腹数十人，搬驮金银绒货，前往南京做绒货客人，享受富贵，图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张献忠说这番话的动机值得商榷，也表明了他有弃军从商的打算。张献忠手中的金银正是从事“绒货”的原始资本。

上图_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

四川地区曾经流传着一句寻银诀：“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能使得破，买到成都府。”“江口沉银”的出现，有关张献忠宝藏的传说也尘埃落定，弥补了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社会研究的空白。张献忠聚敛的财富，只是当时社会动荡的缩影，折射出当今和平发展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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