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武将没有地位赵匡胤得负责任吗 应该算在此人的头上才对

  你真的了解宋朝武将地位吗?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宋朝经济强盛,军事却不相匹配,常被人诟病。平辽不得,还让西夏坐大,面对金国更是被横扫。要找责任人的话,这口锅经常被扣在赵匡胤头上,没办法,谁叫他是开国之君,杯酒释兵权又太过出名,这个锅他不背谁来背。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宋朝兵制的改革起自太祖,但在太祖和太宗朝,军队的战斗力却并不低。

  赵匡胤平定荆湖、西川后,目标直指契丹,幽云十八州成为他的终极梦想,为此他需要拔除受到契丹支持的北汉。终太祖一朝,不断发起北伐,太宗即位后继续太祖的政策,终于灭掉了北汉,此后更是更进一步,挥军直指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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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祖和太宗两朝,开国宋军算得上是百战之师,战力强悍,武人的地位也不算低,为啥呢,是因为战争需要。历次北伐,领兵的主官都是武将,即使到了赵光义发动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三路大军领兵的也都是武官,东路军曹彬、西路军潘美、中路军米信,都是百战宿将,可见宋军在开国之初武将颇受重用,军队也还能一战。

  如果一定要为宋朝之后武将地位低下,军队不复战力找个人负责的话,很大程度得算到宋真宗赵恒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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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是赵恒呢,首先赵恒此人性格懦弱,在史上都有公论。

  赵恒懦弱的性格,应当与他的成长有关。

  在真宗被立为皇太子之前,长子元佐因为反对父亲迫害叔父廷美,而被废为庶人;次子元僖很得太宗的喜爱 , 但是正当盛年而暴卒,被追赠为“恭孝太子 ”。

  元僖之死对赵光义打击很大,后来不得已,才在寇准的劝说下立真宗。在京师老百姓称赞真宗为“少年天子 ”时,太宗很不高兴,说 : “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 ”在这样的压力下,赵恒养成了微小谨慎的性格,即使如此,太宗驾崩后,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还图谋立废太子元佐为帝,如果不是吕端保全,真宗即位的概率实在不容乐观。

  这些经历使得真宗性格与太祖太宗迥异,奉守中庸之道,不以开拓为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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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表现到外在,就是真宗在澶渊之盟的窘态。

  真宗亲征澶渊,是在万分不情愿的态度下,经过毕士安、寇准等人的极力鼓励与劝说,方才勉强同意。

  强扭的瓜不甜,即使亲征,真宗所想的与主战派大臣不同,不是如何打败辽军,而是如何尽快脱身。

  对于澶渊达成合约的条件,真宗的底线是不割地,至于岁币则可不惜代价,“若屈已安民 , 特遣使命,遣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 , 则必须绝议。”。

  辽军撤退,宰相寇准建议进一步扩大战果,真宗回答 : “数十年后 , 当有御之者。”

  很显然,真宗本人把抵御外敌的任务甩给了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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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子孙们能不能为祖宗还愿,还得看国策,澶渊之盟后,宋朝的皇帝们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原因还是要归结到真宗。

  “澶渊之盟”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宋辽之间长久的和平。本身算得上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但它背后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太祖太宗两朝,辽国都是假想敌,宋朝在边境集结重兵,严加防备。

  澶渊之盟后,情况就变了。在盟约里有这么一条,“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也就是说,只能维持现有的军事设施,不得再有修筑城池,加固堡垒,挖掘河沟等动作。

  如果只是这样,北宋在边境保留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说能确保万无一失,至少能进行有效防御,那也不算太离谱。

  问题在于,合约达成后,宋朝的战略目标就变味了。辽宋是兄弟之国,友好邻邦,驻扎那么多军队干嘛,还不如撤回来,既节省军费,又能在内地机动,也就是成了“外虚内守”,收缩了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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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上的变化带来了军事制度上的变化。

  之前北宋执行良好的马政逐渐失效了,不管是官方养马还是民间养马,逐渐都被荒废。后人一再说宋朝缺少战马,其实在北宋初期是不缺的,只是从澶渊之后马政荒废才真正开始缺少战马。

  军队则无事可干,游手好闲,流连于瓦舍勾栏,并且以经商为主业,带来的后果是:

  “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挝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 ,披坚执锐之士 , 化为行商坐贾者 , 不知其几。”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后期除了西北边军因为要防备西夏还有点战斗力,其他就没法看了,被金军一路横扫也就不奇怪了。

  澶渊之盟取得的和平被宋朝不少君臣所肯定,“太祖开万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难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于是子孙们都想效仿,金国攻宋以来,徽宗钦宗不断派出使者想再来一次,并在在靖康元年和金国达成合约,代价是每年交纳岁币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

  至于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毁合约再次攻宋,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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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澶渊之盟成为一个样板,后世官家们遇到战和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还要抬出澶渊来说事,可以说它影响到了国策。

  所以,不要说宋太祖宋太宗重文轻武,在赵大赵二执政时期,武人地位虽不见得多高,却是实打实受到重用的,只是从真宗澶渊之后的国策调整,武人地位一路下滑,受制于文官而不得复有掌兵之实,强如狄青也只能郁郁而终。

  真宗心心念念的“数十年后 , 当有御之者”,结果是范雍、韩琦之流虽称名臣,经略西北却被李元昊打得落花流水,若要追究原因,赵恒实在是逃不掉。

  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赵恒之后,北宋官家们都失去了进取心,失去进取心不算,还失去了警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失去了忧患意识,结果是啥呢?北宋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句话,虽然出自东周时期的《左传》,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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