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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和珅与刘墉到底是什么样的相比和珅,刘墉绝对称不上“好官”

2020-05-01 10:34:17 刘全丰绅殷德嘉庆纪昀和珅

　　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和珅和刘墉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诸多影视作品的演绎中，一代巨贪和珅的存在感绝不亚于清朝任何一位帝王。按照人们渴望贪官污吏都能得到相应惩治的美好愿望，有贪官就有清官，有奸臣就有铮臣，于是和珅存在的影视作品中，就一定有着刘墉、纪晓岚、钱沣或者王杰的存在。令人遗憾的是，上述四人在乾隆皇帝在世期间，根本就没资格和“威福由己、权倾一世”的和珅对抗。

　　清嘉庆四年正月，在乾隆太上皇刚刚驾崩10天以后，嘉庆皇帝公布和珅二十款大罪，将和珅下狱抄家。“结党营私、僭越逾制、怙宠贪恣、在政专肆”等诸多大罪和抄家抄得“适当清廷二十年岁入之一半而强”的巨额家产，让这个为相二十余年的一代权臣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管和珅拥有何等才能，如何取得乾隆皇帝的特殊恩宠，他都理所应当被列入清朝的“贪官、奸臣”之列。

　　和珅是封建官吏的负面典型，毫无疑问，可是在嘉庆四年奉旨办理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案”、被后世评价为“忠君、爱民、清廉”等诸多美名的“刘罗锅”就是封建官吏的正面代表吗?

　　如果你真了解历史上的刘墉与和珅，就会发现一个令人颇感无奈的真相：其实，“清廉但不作为”的刘墉，绝对称不上“好官”，甚至是可恨之人!

　　乾隆四十六年，时任湖南巡抚的刘墉被调入京城，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清朝的“左都御史”，乃系执掌“察覈官常，参维纲纪”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拥有纠察、弹劾上下官吏的绝对权力。也就是说，此时的刘墉，绝对有资格成为权势正盛、圣眷优渥之和珅的对手。

　　可自乾隆四十七年到和珅被扳倒的嘉庆四年，刘墉到底干了什么呢?根据《清史稿·列传八十九》的记载，我们能够理出大致脉络：

　　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泄露御前谈话内容，被乾隆皇帝严厉申斥，并失去了晋升大学士的机会;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为未按规矩行礼而遭到太常寺卿弹劾，再被乾隆皇帝申斥。

　　乾隆五十三年夏：刘墉兼理国子监期间，发生了“乡试贿考”事件，遭到御史弹劾，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乾隆五十四年春：刘墉兼任上书房总师傅，负责给皇子上课的师傅因为连天阴雨而“旷工”再次惹怒了乾隆皇帝。这一次，乾隆皇帝专门下发谕旨对上书房师傅的主管领导刘墉，进行了最为严厉的一次降职处罚：从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降为侍郎职衔。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出任会试主考，而这次会试安排失当，阅卷草率，出现了诸多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乾隆皇帝又是一阵“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早应该晋升大学士的刘墉，被嘉庆皇帝评价为“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而被排除在大学士官职之外。

　　嘉庆二年：资格最老的刘墉，终于获得了体仁阁大学士的官职，却被嘉庆皇帝给出了“兹以无人，擢升此任”的理由说明。

　　也就是说，从地方调入朝廷以后，刘墉立马进入了“静默自守，滑稽模棱取容”的为官状态，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模样。

　　有人认为，刘墉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乃系其才能疏浅、资质平庸的必然结果。

　　我们来看下刘墉于地方任职时的具体表现：1、《诸城县志》对刘墉有着“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的积极评价;2、安徽、江苏学政任上，刘墉被时人评价为“严肃峻厉，人多畏惮”;3、江宁知府任上，更是通过“刘公案”一举奠定自己贤能官吏的历史地位。

　　升任湖南巡抚，成为一方封疆大吏以后，刘墉的具体才干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执政湖南期间，刘墉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尤其在国库钱粮、基础建设方面的政绩得到了湖南官民甚至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可。《湖南通志》对时任湖南巡抚的刘墉，有过如此评价：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由此可见，刘墉绝非资质平庸，绝非躲在其父刘统勋羽翼之下的无能之辈。

　　也有人认为，在乾隆皇帝“本朝无名臣”的理论要求下，刘墉只能中庸为官。

　　作为清朝全盛状态的帝王，乾隆皇帝认为在自己治理下的大清王朝“纲纪整肃，无名臣，更无奸臣”。乾隆皇帝此言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将一切历史功绩和百姓拥戴全都归于自己的圣意，将所有的荣誉和功劳都集于己身。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乾隆皇帝不允许“德政碑”、“万民伞”等情况出现;因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因为只有昏君治下才会出现让百姓拥戴的名臣。

　　集齐“十全武功”以后，乾隆皇帝的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的他更不需要名臣，只需要像和珅一样俯首帖耳、只懂听话执行的奴才。在如此帝王手下为臣，也就不难理解刘墉的“虚与委蛇、模棱两可”。但是，根据刘墉在京官任上的具体表现来看，他甚至连忠心办事、认真完成本职工作都没做到。更何况，乾隆皇帝对刘墉的数次训斥也能说明，此时的刘墉甚至连个“听话的奴才”都做的不合格。

　　更有人认为，刘墉固然有着消极从政的一面，但其毕竟清廉，毕竟洁身自好，应该属于“好官”。

　　不可否认，“上自王公，下至舆珅，莫不侧目唾骂”、“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的和珅绝对算不上“好官”，但其在担任朝廷首脑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却充分保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财政的良性循环、官吏的有效管理甚至是国家基础建设的平稳推进。大清王朝能够在乾隆皇帝如此败家的情况下，还能让国库长时间保持六千万两存银，和珅绝对功不可没。

　　相比较于和珅，时任左都御史的刘墉，没能认真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负责科举考试这等重要工作时，甚至出现了严重失职、渎职的表现;在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刘墉放任和珅对官员任免的干涉，这又是何等可恨表现。刘墉是清正廉洁，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其父刘统勋的衣钵，但其身居高位却毫无作为，甚至失职、渎职，给朝廷、官员、学子、百姓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之大，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