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靖康之乱后，北地宋人纷纷避乱南下，这就是史上第二次著名的“衣冠南渡”，距离第一次晋代的“衣冠南渡”隔了800多年，历史惊人地重演。此时，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也“渡”到江宁(现南京市)躲避战乱，触景伤情，她写下一个著名断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后一句不管，前一句中的王导是何许人，能让后世隔了800多年的美女词人念念不忘?
王导出身于琅琊王氏这一号称“中华第一望族”的显贵门庭，是晋代“南渡衣冠”中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杰出人物，在建立东晋、巩固政权、延续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导很有识人之明。他在八王之乱中周旋于皇亲宗室之间，寻找可一起匡扶社稷之人，最后认定琅琊王司马睿是个英主，于是倾心归附。这在当时还是超出很多人眼光的，因为司马睿并非皇室“正朔”，他的祖父司马伷是司马懿小妾生的，也就是庶出之子，这种身份在当时众多的皇室宗亲里，并不太被人重视。但王导独具慧眼，认定司马睿是可成大事之人，于是撇开嫡庶之分，全力辅佐。司马睿对他也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两人上演了一出类似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佳话。
王导跟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很像，都有很强的战略预见力。八王之乱的早期他就认为天下必将大乱，于是力劝司马睿回到自己的封国琅琊郡，远离政治漩涡，培植实力，以图雄起。到了八王之乱后期，司马睿受到独揽朝廷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的信任，被任命为管辖扬州、江州、湘州、交州、广州等五州军务政务的江东最高军政长官。王导积极策划，让司马睿尽早南渡，想方设法真正掌控了这些区域。可以说，从司马睿移镇建康开始，就先人一步掌握了江南的战略主导权，为他积蓄实力建立东晋奠定了基础。后来，还有五个宗室亲王陆续南下江南，但已失先着，只能依附司马睿。当时就有童谣说：“五马浮渡江，一马作为龙。”
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
王导很善于聚拢人才。到了江南以后，司马睿集团就面临两个棘手问题，一是如何把陆续南渡的北方士族收拢住，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二是如何使当地人，也就是南方士族归附。不这样，政权难以巩固，因为你毕竟是外来户。王导此时表现出了超强能力。对于南渡过来的北方士家大族，王导劝司马睿不拘一格收罗人才，当时得到了106个贤士，都“辟为掾属”，就是聘为朝廷和各郡县主官的助手，号称“百六掾”，这些人如刁协、庾亮等，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南方当地的士家大族，王导建议司马睿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利用江南一年一度的修禊大节，精心策划礼仪典制，让司马睿演足了中原帝王出巡的宏大排场，以气宇轩昂、大度谦和的贤德君王形象，一举震慑了整个江南，大大提高了威望;另一方面，王导劝司马睿礼贤下士，把顾荣、贺循这些江南士人的领袖请出来做官，带动了一大批江南江北名士归附。这样，一个以司马氏和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左政权集团就初步形成了。
王导施政能力很强。在司马睿政权建立的初期，王导就为司马睿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施政方针，从人才政策、财务制度、政务程序和外交策略四个方面，提出了施政要点，非常切合当时的实际，施行效果也非常好。司马睿说王导乃“朕之萧何”，非常倚重他。公元317年底，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被后汉刘聪杀死，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晋元帝。王导成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在隆重的登基典礼上，司马睿当众提出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推辞了三四次，司马睿“才不相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很会趋利避害，所以能得善终。随着威望日增，王导“朝野倾心，号为仲父”，以王导和其堂兄王敦为首，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这种局面自然引起司马睿的警觉和不安，也想办法打压王家。但当时的士族力量可说是史上最强，臣强君弱的局面异常鲜明，晋元帝司马睿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权力的开国帝王。但王导并没有“臣大欺主”，存着篡位的念头，他只是坚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当他的堂兄王敦发动叛乱时，他很快发表声明与其划清界限，然后每天带着二十多个王氏子弟上朝请罪。最后，又使计谋诈称王敦已死，乱其军心，帮着皇帝平息了叛乱。靠着这种老成持重、趋利避害，王导尽管在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中都执掌朝政，手握大权，但还是得以善终。
晋明帝司马绍
对于以司马睿、王导为首的东晋集团，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在其《中国古代史》讲义中指出，虽偏安江南，但也“由此承担了一个历史任务：开创江左政权，维系不绝如缕的中华种族与文化。”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大乱局里，汉族朝廷能够得以在南方继续维系，中华文化得以向后世继续传承，王导可以说居功甚伟，难怪800年后的美女词人对他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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