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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今山西太原)，一生历经太宗、高宗和武周三朝，从不受重用的地方小官做起，到后来的曾两次出任宰相，不管是身居何处，他都是不畏权贵，忠诚辅佐君主，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他很受重用，他也是珍惜机会适时地向武则天谏言，举贤不避亲、也不避仇，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特别是武则天的晚年，他极力的劝诫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将天下又还给了李家，所以李氏重掌皇权后对他极为感激。
虽然他是个很称职的宰相，但是他更闻名于世的还是在律法方面的特长。根据《旧唐书》记载，他并不擅长八股文，所以科举是走的是明经科的道路，这门科目考的主要就是对经文的记忆能力，所以他中举以后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只是当了个七品的判佐，后来因为表现优异被提拔到了并州都督府法曹，这个职位主要就是协助审案的，由此开启了狄仁杰成为神探的第一步，他在断案方面的才华逐渐显现出来。
到了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被提拔为大理寺寺丞，此时的狄仁杰好像是开启了断案的神技，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大理寺堆积了几年的疑难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而且没有一件是冤假错案。由此，狄仁杰的神探之名慢慢传了出去，成为了朝廷信赖、百姓敬仰的大法官。
狄仁杰参与的调查审判的案件中，就出名的一件就是“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案件，权善才是当朝的大将军，不小心砍了一颗柏树，要命的是这颗柏树长在李世民的昭陵旁边，因为此案牵扯到的当事人一个是皇族，一个是朝廷的大将军，一个处理不好可能就会冤枉了好人也毁了他神探的名声，要危险的是会成为皇权的牺牲品。
狄仁杰想要保住无辜的权善才，于是就想方设法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他一方面搬出律法为准绳，一方面引经据典，说“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如此的理论与情感综合运用，将唐高宗争辩的无话可说，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明君他也只得放了权善才。
由于狄仁杰秉公执法、不畏权贵，所以其法官形象在民间传得越来越广，无论是知名度还是赞美度都越来越高，并逐渐被赋予了传奇色彩。明末清初，小说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悄然兴起，民间传说中的清官形象几乎都被搬进了小说，包公、施公等都成了断案传奇小说的主角，其中有本名为《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小说也横空出世，主角正是狄仁杰。
该书结合了部分历史资料，又根据作者的想象杜撰了几个破案故事，共有六十四回。前半部分描写了狄公当县令时所破的几个冤假错案，后半部分则是在讲述狄公当宰相时和贪官争斗的故事。乍一看是公案小说，其实这里面还夹带着私货。百姓看到的是清官们平冤情、斩贪官，文人看到的是明君用清官、暴政重奸佞，甚至将暗讽着清廷的无能腐败。
不过总体而言，这还是一部挺有吸引力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最终到了荷兰人高罗佩的手上，后者的创作真正令狄公誉满全球。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古利克，是一位对中国文化痴迷的荷兰外交官。此人具有极高的语言和文学天赋，通晓英、日、中、梵、藏等15种语言，19世纪的清朝被派到中国来做外交官，虽然他的外交生涯做得风生水起，但是真正让他留名千古的却是他的业务爱好——文学创作。
良好的语言天赋让他在中国不但学会了说汉语，还会写中国的小说和古诗、文言文等，真的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在中国任职期间，高罗佩无意间看到了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令他对主人公狄仁杰的破案奇才大为惊慨，同时也对古代中国的刑侦技巧心生敬佩。
随后，他将这本自认为可与福尔摩斯侦探集媲美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并在西方国家出版，没想到反响空前强烈，几度卖到断货。更让人意外的是，出版商看见有利可图甚至一再催促他出版续集。
于是高罗佩一边在中国收集狄仁杰的断案故事，一边不断的润色加工。到后来，他嫌弃民间小说中的情节过于杂乱，于是就开始自己编剧，一口气创作了16部长篇小说和8部短篇，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和《铜钟案》等。
高罗佩的这些作品统称为《狄公案》，在西方文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也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知道了这位中国的福尔摩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造氛围越来越宽松，这本著作也成为了“出口转内销”的经典之作，再后来影视界多次将其翻拍成电视剧，狄仁杰的神探之名也就彻底盖过了他的宰相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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