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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咸丰十一年，始终以“醇酒妇人以自戕”为终极追求的咸丰皇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功将自己作死于承德避暑山庄。虽然，咸丰皇帝临终为自己6岁的儿子——同治皇帝安排了满汉结合、搭配合理的“赞襄政务大臣”组合，可到底没能抵过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极大的权力欲望。

　　为保全同治皇帝的皇权，保全自己的后宫地位，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并成功夺得最高统治权。再加上“优于德”的慈安太后，“益倦怠，不多闻外事，且辄静摄不出”，慈禧太后便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成为晚清政权实际上的“一把手”。

　　从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实际掌握晚清政权长达47年，除了光绪二十四年那场基本等同于玩笑的“夺权之争”——“戊戌政变”，慈禧太后的至高权威几乎没遇到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挑战和威胁。即使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被迫逃往山西的过程中，她依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那么，慈禧太后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在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且能人辈出、势力分布极为复杂的晚清时期牢牢掌握最高权力长达47年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慈禧太后的手中牢牢掌握着三张王牌：

　　1、“垂帘听政”的掌权方式

　　有皇室宗亲、满族勋贵、著名汉臣组成的“赞襄政务大臣”组合，为何会惨败于一个后宫妇人之手?除了赞襄大臣的几个明显失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周密配合外，时任兵部侍郎的瓜尔佳·胜保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决定性人物。

　　当时的瓜尔佳·胜保，虽然只是一个兵部侍郎，但其肩负清缴捻军的重任，手中掌握着大清王朝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咸丰皇帝躲避于避暑山庄的时候，胜保主动向恭亲王奕訢靠拢，成为奕訢集团的核心人物。有这样一个实权派人物的绝对支持，赞襄大臣也只能引颈待戮。

　　扳倒了“赞襄政务八大臣”以后，胜保又在恭亲王奕訢的授意下，向两宫皇太后奏请建立“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亲王辅政”的政治格局。目的很明显，胜保就是为了将自己的主子——恭亲王奕訢推到权力中枢，但两宫皇太后亲理大政的提议却成就了慈禧太后的一人独大。

　　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八年，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的方式，代行皇帝职权，这是诸王公大臣、满洲勋贵们的共识，无人敢提出异议;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慈禧太后想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集团，易如反掌，以至于掌握晚清内政、外交大权的恭亲王奕訢也让其摆弄于股掌之中。

　　也就是说，恭亲王奕訢一手打造之“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政治格局，反倒成就了慈禧太后的独掌大权。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又选择了一位更为年幼的皇帝——光绪，延续了“垂帘听政”的格局，更延续了自己对朝政大权的稳固掌握。

　　2、登峰造极的驭人之术

　　通过“垂帘听政”方式掌握军国大政的慈禧太后，一直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党羽势力，甚至连其身边的太监——安德海、李莲英也成为了她手中的集权工具。

　　初掌大权的慈禧太后，虽然代行皇帝职权，但当时的朝廷内政和外交大权全部掌握于恭亲王奕訢之手，为了实现权力集中，将恭亲王奕訢挤出权力中心，慈禧太后进行了一系列登峰造极的操作。

　　首先，恭亲王奕訢虽然支持洋务运动，但其一直主张削弱和打压地方势力，引起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不满。借此机会，慈禧太后以高官厚禄、美好愿景将湘军、淮军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

　　然后，慈禧太后力挺朝中的“顽固派”向恭亲王奕訢施压，使得奕訢一度失信于西方列强，对其逐渐失望。再者，慈禧太后对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屡屡提拔和重用，以分化恭亲王奕訢在皇室宗亲中的影响力和支持力。

　　同治四年，几乎到了众叛亲离地步的恭亲王奕訢被慈禧太后下令“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慈禧太后的中央集权完美实现。而随着恭亲王奕訢的倒台，湘军、淮军势力的纷纷投靠，天下督抚和朝中重臣纷纷向慈禧太后主动靠拢，让慈禧太后的最高统治者地位进一步稳固。

　　当然，这只是慈禧太后平衡朝野势力、实现中央集权之驭人之术的一次表现。在长达47年的执政生涯中，慈禧太后遇事沉着冷静、反应机敏，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迅速做出决断，绝不首鼠两端、优柔寡断，将诸王公大臣操纵于掌股之间。曾国藩、李鸿章甚至是恭亲王奕訢这等大人物，面对一个如此深不可测的妇人，也只能俯首帖耳。

　　3、对光绪皇帝的选择

　　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即使两人之间的母子关系并不融洽，但也并未实际影响到慈禧太后于前朝、后宫的地位。再加上慈禧太后以生母之尊，代行皇帝职权的行为并无不妥之处，所以在同治朝，慈禧太后的地位稳固几乎是必然结果。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真正影响其权力延续的关键点在于同治皇帝驾崩以后，嗣皇帝的选择。如果选择同治皇帝的子侄辈，慈禧太后便会自动升级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也会自动消失;如果选择同治皇帝的同辈，但却是成年的嗣皇帝，慈禧太后更会被立刻剥夺理政之权。所以，慈禧太后想要实现权力延续，就必须同时保证两个条件：

　　1、保住自己的皇太后身份;2、保证嗣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

　　所以，慈禧太后才在同治皇帝驾崩以后的御前会议上，做出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的决定。当时的载湉年仅4岁，而且是同治皇帝的同辈，充分满足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的所有要求。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明显有违清朝祖制、伤害诸多皇室宗亲既得利益的决定，慈禧太后该如何顺利施行?

　　首先，慈禧太后的决定同样能够充分保证慈安太后的话语权和后宫地位，不会受到慈安太后的阻碍;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还主动将年幼嗣皇帝的抚养、教导之权交给了慈安太后。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便首先得到了慈安太后的支持。

　　再者，同时兼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等职务的醇亲王奕譞，已然取代了恭亲王奕訢的位置，成为晚清皇室的领袖人物。争取到了奕譞，就基本等于争取到了整个皇室宗亲的支持。所以，慈禧太后对于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的选择，亲戚关系、年龄因素等均不是主要原因，最大程度地争取支持势力才是慈禧太后的真正目的。

　　另外，醇亲王奕譞又不像恭亲王奕訢那样难对付，所以慈禧太后在选择载湉为嗣皇帝的同时，就几乎确定了其接下来长达数十年的权力延续。

　　纵然，慈禧太后有着诸多被后世诟病的不足之处甚至历史罪过，但通过三张王牌的环环相扣、完美衔接，让慈禧太后得以实际掌握晚清朝政大权长达47年。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虽然掌握生杀大权，但其并未像吕后一样大开杀戒、诛杀功臣;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重用母家成员;更没有惑乱后宫，大行荒诞之事。

　　正如后世学者对慈禧太后的评价那样，“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她即使称不上明主，也是一代传奇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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