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天下大乱，刘邦以一介微末小吏仗剑而起，经过多年艰苦打拼，终于扫平各路诸侯，建立了汉帝国。刘邦既不懂兵法谋略，也没有扛鼎之力，他的成功之道在于会用人，招纳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为他效力，可以说汉帝国是以刘邦为核心的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五年，项羽在垓下决战失利自杀，天下已经基本平定，刘邦的团队到了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面临利益分配问题，群臣互不相让，各自述说自己的功劳，都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这样一直拖了近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拿出一个最佳方案。最终刘邦提出萧何为第一功臣，所封赏的食邑最多。对此，诸将纷纷表示不服：萧何连战场都没上过，只会舞文弄墨，摇舌鼓唇，凭什么排在我们这些战功累累、百战余生的人前面?对此，刘邦抛出了一个“功人功狗论”，坚持将萧何列为第一，而且赐予“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殊待遇。
这样的封赏要是换到别人头上，或许会激动万分，但萧何却是忧心忡忡，他和刘邦打了几十年交道，对刘邦为人了解之深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他一眼就看透了刘邦的阴险用心。事实上，一直以来，刘邦对任何人都做不到绝对的信任，在手下人的任用上始终存在着矛盾心理，既希望诸臣尽心尽力为他效力，又不希望他们势力过度强大，对刘氏家族的权力构成威胁。刘邦对军功集团的将领如此，对事实上的二号人物萧何更是如此。而故意抬高萧何、贬低军功大臣，一方面实现了对军功集团的打压，同时也将萧何推到军功集团的对立面，让二者之间相互斗争，他则坐收渔翁之利，以达到制衡各方势力的目的，可谓是一箭双雕。
萧何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他身处皇帝和军功集团的双重压迫中，处境如履薄冰。他没有张良那样急流勇退的潇洒，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他通过捐献家产、强买民田自污名声的方式向刘邦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减轻刘邦对自己的猜疑。另一方面他通过低调退让的方式来消除自己和军功集团之间的矛盾，买田置地，他总是选择没人要的穷乡僻壤，从不与别人争长论短;生病时又极力推荐老对头——军功集团代表人物曹参代替自己的位置。即便这样，萧何还是受到刘邦猜忌，甚至被捕下狱，几乎险遭不测。好在最终他还是化险为夷，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刘邦对萧何的封赏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汉王朝建立以后，刘邦与萧何是存在尖锐矛盾的，这种矛盾不是个人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与博弈。在萧何组建的汉王朝政治架构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丞相是国家行政首脑，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行政权力。相权的崛起势必会使皇帝绝对权力相对削弱，君权与相权之争本质上是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配，二者之间往往会通过博弈和斗争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刘邦封萧何为第一功臣，就是对官僚集团内部进行的一种分化措施，以官僚集团内部的小平衡来实现整个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大平衡。
从刘邦与萧何开始，这种博弈几乎伴随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君权一步步强化，相权一步步退缩，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一职，国家大权才独揽于皇帝，直到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之后，相权才名存实亡，皇权专制达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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