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晋阳起兵?首谋决策者是李渊还是李世民

  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晋阳起兵。

  “晋阳起兵”是隋亡唐兴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谁是起兵的决策者呢?可以说从唐初起这就是一桩疑案。

  贞观史臣如魏征房玄龄等,虽有“良史”、“直笔”之美称,但他们修“国史”、“实录” 皆是应太宗本人“自看国史”的要求撰录的,“曲笔之惰”在所难免。关于“晋阳起兵”首谋决策人物的记载,就有贬低高祖,吹捧太宗之功的倾向。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致颂扬了太宗在“晋阳起兵”时的作用,都是沿袭唐初的《实录》等史书的观点。

  “晋阳起兵”是叛隋的秘密行动,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策划的,其真相本不易知,及经贞观史臣的篡改之后,就更难于探明它的究竟了.“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究竟是李渊还是李世民?作为历史上的疑案,曾引起学界的众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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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李渊是胸无大志沉溺于酒色的无能之辈,根本不能掀起反隋的风暴,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王朝,主要是依靠的是李世民的谋略与战功。而且,李渊的起兵最开始也是被迫的,是李世民拉他踏上了反隋的大船。这都是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旧唐书》);“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有的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对李渊的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说:“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迟矣”“谓其素无叛隋之心,固不可也”

  要了解“晋阳起兵”的内幕,必须抹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的曲笔灰尘,才能显露出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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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李唐起兵反隋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李渊组织领导的。李渊是一个颇具雄心,且富于权谋,早有四方之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在“晋阳起兵” 前,他就曾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派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反隋积蓄力量,作组织上的准备。接着,李渊又以策略手段,稳住了隋炀帝,掩盖了自己叛隋的意图,为起兵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之后,通过努力表现,逐渐获得了太原周边各种力量的支持,成为北方部分力量寻求的新的保护伞人物。

  早在大业七年(611年),杨玄感起兵前,李渊任卫尉少卿往怀远(今辽宁省朝阳县附近)督运粮草、路过涿郡时,就曾与人密论过天下大事。杨玄感起兵后,他握有重兵,但始终迁延不发,表明他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是个老谋深算的宿博。隋末之际,各路起兵反隋者大有人在,却均以失败而告终,惟李渊获得了成功。历史证明,他选择的大业十三年于晋阳起兵,是一举成功的最好战机。

  “晋阳起兵”是李渊久已在胸的反隋计划的第一步。接着,他就攻入长安,“约法十二条”,很快地稳定了关中秩序,取得了做地主阶级代理人的资格,顺利地走完了从起兵到坐上皇位的全过程。他在隋末诸雄的角逐中,无疑是最有远见的,因而取得了地主阶级的拥护,建立了大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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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直接参加者和策划者之一,但绝不是首谋决策者。大业十三年,李世民年仅二十岁,虽然在“解雁门之围”等战斗中崭露头角,但无论从资历还是声望上,都无法盖及李渊。他以“聪明勇决、识量过人”的才智,参与了“晋阳起兵”,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事实,但他这些行动都是在李洲的‘授意” 下进行的;他在“晋阳起兵”时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是绝不会超过父亲李渊的。

  公平地说,参加“ 晋阳起兵”只是唐太宗走向政治舞台的起点。正因为如此,李世民的皇位,不能从合法的继承方式取得,而只能经过“玄武门之变”这样的手足残杀事件取得。这种行动,当然受到了 封建法统与封建伦理的指责与非议。他当上皇帝后,就命史臣撰写《国史》,为自己辩护。史臣们鉴于太宗的功绩和优秀的执政表现,也愿意挖空心思,帮助他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略作文章,所以便委屈了唐高祖,突出太宗的主动地位,把太宗捧为起兵的精心策划者,使太宗成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这样就能使他获得的皇位更加“合法”。可是这样一来,就留下了“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的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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