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 张居正的父亲——七十四岁的张文明患病， 张居正本想请假省亲， 恰逢宫中筹备皇帝大婚， 作为首辅， 他是无法脱身的， 只得定在大婚以后再告假。不料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父亲遽尔病逝。二十五日， 噩耗传到北京。次日， 张居正的同僚、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上疏奏明皇上， 引用先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 请求皇上谕留张居正。
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 嫡亲父母丧事， 以闻丧月日为始， 不计闰二十七月服丧， 期满后， 再出来视事， 谓之起复。虽然前朝也有丁忧“夺情”的先例。但是， 这样做不符合明代的典制。
大臣吕调阳、张四维希望皇上“夺情”张居正。神宗本人也深感不可一日无“元辅张先生”， 不愿他丁忧归里， 更不愿新政中途遭到挫折。所以他接到吕调阳、张四维的奏疏后， 随即下旨：只准许张居正在京师的家中服丧“七七” (四十九天) ， 然后“照旧入阁办事”， 这就是所谓“夺情”起复。
如果事情是神宗的真是意图想法无可非议，然而这件事情的背后却是张居正与冯保的一场精心策划。
按人之常情及祖宗旧制， 必须丁忧守制， 但张居正大权在握， 新政正在展开，他不愿因丁忧而离任二十七个月。但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压力， 必须妥善策划一个两全之计。就在吕调阳、张四维上疏请皇上“夺情”之前， 他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密谋策划， 竭力促成皇上“夺情”之局。
“大冯保， 挟冲主， 操重柄， 江陵 (张居正) 素卑事之。新郑 (高拱) 既逐， 保德江陵甚， 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 念事权在握， 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 然后报讣。次辅蒲州 (张四维) 进揭， 即微露其一斑……疏入， 漏下已二鼓。昧， 特旨从中出， 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 内阉持司礼之命络绎而至， 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 令小史扶掖内阉， 乃叩头谢， 强之立而受， 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由此可见， “夺情”虽出于皇上旨意， 却是张居正与冯保事前谋划好的。《万历邸钞》万历五年秋七月条“张居正闻父丧， 诏夺情视事”， 有如下说法:“居正闻丧， 初辞疏， 即云守制是常理小节， 且云有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事， 何恤訾议;再恳辞， 忽且请留京守制， 以次子驰驿回籍营丧事。盖其自为计非朝夕， 以故讣疏方上， 而慰留即下云。”可见张居正本人并不想丁忧守制归里， 又不便直说， 便通过冯保要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挽留， 而张居正则言不由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乞求归里守制， 目的在于遮人耳目。
为了应付舆论， 张居正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九月底， 他正式向皇帝上疏乞恩守制， 以表示他对皇上“夺情”的反应:“臣在忧苦之中， 一闻命下， 惊惶无措。臣闻受非常之恩者， 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 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这其中， 话里有话， 他强调了“非常”一词， “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 用在“乞恩守制”疏上， 不但牵强附会而且自相矛盾， 只是为下文作铺垫罢了:“如皇上之于臣， 若是之恳笃者， 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 举事草芥贱躯， 摩顶放踵， 粉为微尘， 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 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 徇匹夫之小节， 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张居正本意是希望皇上“夺情”， 又不得按惯例向皇上乞恩“守制”， 所以这篇违心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 且漏洞百出。奏疏的基调是乞恩守制， 却大谈什么“非常理之所能拘”， “何暇顾旁人之非议， 徇匹夫之小节”， 话中之话是要表明“守制”是常理小节， 不必拘泥， 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他的决心， 如果皇帝坚持“夺情”， 他可以置常理、小节于不顾。无怪乎《实录》的编纂者在记述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时， 要写下这样的按语:“观此， 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可谓一语道尽其中奥秘， 暴露了他与冯保一手策划的“夺情”内幕。
经过半月有余的公文往返， 夺情起复之局终于定了下来。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 于“七七”之后仍入阁办公， 大权继续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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