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趣历史小编，说起赵普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赵普，字则平，后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生于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父赵迥，为避后唐赵德钧兵戈乱，相继迁居常州(今河北省正定县)、洛阳(今河南省洛阳)。赵普读书并不多，自幼学习吏事。成年后，被聘为永兴军节度使刘词幕僚，后被举荐，与赵匡胤同为后周世宗柴荣部下。赵匡胤部破滁州后，欲斩盗百余名，经赵普审讯，大部非盗贼而活之。赵匡胤称奇，后用为同州(今陕西省渭南大荔)节度使的司法推官，再用为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的书记官。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去世，由遗孀佐幼主柴宗训即位。时赵匡胤执掌禁军，担任殿前都检点要职。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春，传契丹勾结北汉入寇。宰相范质仓促之间派赵匡胤率军北征，而兵行开封东北四十里之陈桥驿时，将士托故不行，乘赵匡胤醉，以杏黄龙袍加身。

　　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从后周幼主恭帝手里接过所谓“禅位”书，正式当上皇帝，建立了宋朝。然而，是谁煽动部将为谋富贵而拥立新主?为什么留京守卫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早巳愿意拥立赵匡胤呢?为什么兵变之际赵匡义和赵普会枕戈待旦，守护黄袍加身之赵匡胤呢?这些情况都不言而宣地说明，赵普在其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而且做了赵匡胤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

　　然而，在论功行赏时，除了一批原来地位重要且拥戴赵匡胤的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得等得到晋升要职以外，赵普仅得了个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的一般官职。为什么呢?因为赵匡胤不能不继续重用后周宰执范质，王溥以及魏仁甫为相，以维系旧官员之心，而不致削弱刚刚接管的国家机器。这一点，赵普是有所认识的.因此，他照旧要为新皇朝的稳固出力。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后周时义成军节度使李筠，拒绝新皇帝授予的兼中书令的高官，而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赵普看到形势可虑，力主新皇帝赵匡胤亲征，自已随同前往。六月，石守信、高怀德攻陷保泽州(今山西省晋城)，李筠自焚而死。

　　与此同时，后周太祖郭威之甥、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驻扬州)已成为宋廷心腹之患。李重进派人联结北汉，中途被俘，其人为宋太祖所利用，宋廷采取赐李重进铁券(免死牌)以稳其心，并令其移镇青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以便就近约束。李重进扣押宋使，遂于七月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王审琦征讨，迁延未克。赵普以原后周之将士攻后周之贵戚为虑，劝宋太祖赵匡胤亲征。十一月从征扬州，—举攻克，李重进全家自焚而死。

　　平定二李的叛乱，从献策亲征的意义上来说，赵普功劳显著。遂升迁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之职。

　　赵匡胤深知自己是部将拥立，他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何况消灭二李事件已引起人心浮动。赵普一再以石守信等执掌禁军为忧，并说细察石等皆非能统驭部下之将才，一旦部下也来个黄袍加身，情况就不妙了。出于巩固君权的需要，宋太祖颇然其说，并询以和平解决和长治久安之策。于是，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方针。赵匡胤就把这个十二字方针，化成一整套加强君主权力，牵掣和削弱各方权力的政策与策略。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拥兵自重的将领问题。

　　在一次下朝后，赵匡胤留下石守信等将领叙叙兄弟情谊。有点醉意了，他向将领吐露做皇帝的苦处，夜不能安，防范变乱，不及你们做臣下的高枕无忧。当石守信等表示誓死效忠时又说，假如你们的部下谋富贵而起寥怎么办呢?又说人生在世所重者不过多积金钱，田宅，为子孙立不可动之产业，多置歌妓美女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结为亲家，大家相互都没有猜忌不是很好嘛?这一番话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于是，第二天纷纷辞去军职，交出兵权，到地方做节度使去了。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故事。赵普献策之功自然是不能抹杀的。所以，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普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赵普深知巩固君权还刚刚开始，他为太祖建功立业谋取富贵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兵权的第一步。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当务之急是把赵普十二字方针的策略精神，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职官建置中去，改变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在赵普的参赞下，这套相互制约的职权体制终于制订出来了,分宰相之权，收牵掣之效。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又用赵普谋，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削数十异姓王之权，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地方虽无精兵，但地方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内外上下，相互制约之制。

　　地方则以文人任知州及副职通判为行政官员.重要文献需会签有效.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之耳目。

　　制其钱粮，是指限制节度使的财政粮饷权限的一种办法。规定地方钱粮大部输送中央。

　　总之，赵普提出的这套方略，确实在宋初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发的局面。但这套方针反过来又成为宋朝长期存在养无用之冗兵冗官，导致冗费负担沉重，自我削弱各种权力结构的有效职能，从而走向“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因为赵普的方针只是从防兵变、防方镇跋扈、防损害君权为出发点，不是从提高国力、军力为出发点的。这就是为什么北宋空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封椿库钱财成堆，而对外却一直屈服于辽、金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赵匡胤部署中枢与地方政权既定，时机成熟，就尽罢范质，王溥、魏仁甫三相，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宰相职位。赵普于是更加用命。某晚宋太祖与弟赵光义雪夜访赵普，赵普燃炭烧肉置酒以进.皇帝呼赵普妻为嫂，君臣甚为相得。谈话的中心是商量用兵北汉的问题。赵普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等待削平诸国，则弹丸之地，将安逃乎!

　　赵匡胤表示深合心意。这表明在确定所谓“先南后北”的方针上，赵普襄赞有功。关于先南后北决策的核心，是从契丹手中收回被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国土问题。建立封椿库的第一目的是想用金钱赎回十六州.然终宋之世，并未收回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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