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六月，乍浦(今浙江省平湖市东南)同知和参将声称抓获外洋渔匪。上面将此案交给平湖县初审。经审讯，知县幕友汪辉祖发现，这些人中只有一人余某曾经抢夺过财物，另有16人或偷过鱼网或偷过鱼，其他都是屈打成招的普通百姓。于是，汪辉祖建议释放无辜百姓。汪辉祖将此案的法律文书全部制作完毕后，就回杭州参加当年的乡试了。等他考完回到平湖上班，竟然发现事情有了根本性变化。原来乍浦参将很想将此案办成大案，好拿着擒获洋匪的功绩向朝廷邀功请赏，便特意去谒见闽浙总督，并故意夸大和吹嘘破获此案的重要性。偏听偏信的总督也不作任何调查和核实，就发文诘问平湖知县。而平湖知县坚决支持汪辉祖的意见。
作为闽浙两省的最高领导，总督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心里当然很不高兴。就在他即将调任两广总督之时，他又将此案上奏朝廷，提请最高领导进行干预。结果，朝廷下旨：命浙江、江苏两省巡抚会审此案。
浙江按察使将全部犯人押送到杭州后，责令嘉兴知府审理此案。嘉兴知府起初也将此案定性为洋匪抢夺，幸亏汪辉祖分析解释，嘉兴知府才恍然大悟，再次诘问失窃船主，案情才得以真相大白，十多条人命终于保住了。然而，十几年之后，汪辉祖在龙游知县王士昕身边做幕友期间，又发生了一起事件，他竭尽全力，也未能保住余某的脑袋。
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三，龙游县举行迎花灯活动，不料因为争道，县民卢标被余某踢伤小腹，当时就倒地说不出话来。接案后，典史过来验伤并做了记录，要余某请医生为卢标调治。半个月之后，卢标伤愈。二月初二，当地举行文昌神会，卢标喝多了，第二天突发高烧，虽然他弟弟请了一位内科医生给他治病，但他还是一命呜呼了。
卢标家人联想到上次的踢伤事件，于是将余某告到了官府。王士昕和汪辉祖当时都不在龙游，邻县何知县奉命代理此案，断定卢标是因被余某踢伤致死。在结论报告里，何知县只是写了卢标被踢伤的事，至于喝酒醉归，请了内科医生治病等一系列情节，都略去不述。
不久，王士昕和汪辉祖回到龙游。汪辉祖看过典史的验伤记录和何知县的结论报告之后，经多方查证，认为卢标的死是由伤寒引起的。汪辉祖建议王士昕与何知县一同复审此案。到了十月份，复审虽然得以进行，但何知县始终坚持初判。从他的个人仕途考虑，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朝的州县官判案时，无论是否存在偏私或腐败，任何错判都可能带来严厉的惩罚，不仅殃及仕途，还会带来牢狱之灾。王士昕无奈，只得请求上级派员开棺验尸。可卢标的尸体已高度腐烂，验尸官不敢填写验尸报告。
十二月，何知县已被参才力不及，面临降职、撤职或下岗的处分。虽如此，案子依然得不到进展，因为浙江按察使与何知县关系不浅。他一心要保何，因而希望王士昕能够迁就何知县的初判。可王士昕说什么也不答应。然而以区区知县之力与按察使相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最终余某还是被判处绞刑。
历史上众多类似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清官只是人们的美好想象，不负责任、只为自己的仕途考虑才是官员们的常态，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官场才腐败滋生，百姓轻则挨打，重则丧命。而在当今，诸如此类的剧目还在一幕幕上演。一些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追求GDP的增长，在城市建设中急功近利，大做表面文章，结果，野蛮拆迁事件屡见不鲜，安居工程变“豆腐渣”之事时有所闻，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深受其害的都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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