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疗条件低下,人们是如何抗击瘟疫的呢?

  疫情,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那么,在科技和医疗保障措施都不先进的情况下,古人如何“战疫”呢?

  当时,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积饥荒,百姓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树皮、草根吃完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就捉老鼠吃。要命的是,无处觅食的老鼠体质变弱,自身携带的病菌较平时增多;加上当时天气干旱,鼠洞里温度升高,鼠疫杆菌大量繁殖。于是,鼠疫爆发,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的人口丧生。

  《周易》虽不是医书,却最早提出了“隔离避疫”的理论,其中很多卦辞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如:

  “离卦之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大意是瘟疫突发,一定会造成严重伤亡,令人恐惧,人们纷纷避开。“节卦第一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丰卦六二爻辞:往得疑疾。”大意是瘟疫发生后,只要不出门,疾病就不会传播,也就没有危险;如果不隔离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

  《论语·雍也》中也讲了一个隔离的故事。有一天,孔夫子的得意门生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视,然而,到了地方,孔子只是隔着窗户跟他说了会儿话就走了。这可不是孔夫子搞形式主义、敷衍了事,而是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传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黄帝内经》中把这种防疫隔离理论阐述得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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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曾问岐伯:“我听说五疫发病,可互相传染,不论大人与幼儿,症状都一样,若不用上法治疗,怎样能使它不互相传染呢?”岐伯回答:“要想不被传染,首先要做到正气存内、增强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气,避免接触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传染病都是通过呼吸传入的。”

  也因此,“养内避外”成为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理论依据,一旦发生瘟疫,人们对染疫者通常都要先执行隔离,然后再进行治疗。

  为了防疫,居家隔离的做法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

  西晋时有一项规定,如果大臣家里感染瘟疫的人数超过3人,即便他自己没有发病也不能上朝,必须在家隔离,时间不少于100天。

  这个隔离期实在太长,谁都会觉得憋得慌。当然,个别算盘打得精的官员就比较乐观了—拿着俸禄不干活,岂不是美事一桩?这样一来,大家都带薪休假去了,公务就没人管,以致耽误了不少要紧事。直到吏部尚书王彪之提出缩短隔离期的建议,这个100天的超级长假才宣告终结。

  不过,居家隔离虽然便利,但要做到严格执行,必须有其他措施予以保证。在这方面,充满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早就建立起疫情报告制度。

  秦朝时规定: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即秦朝时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朝廷会根据疫情派来医生进行检查和治疗,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毒言”指的是患有烈性传染病的人,意思是,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与患者用同一器皿等。

  到了西汉,还出现了专门的公立“传染病医院”。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朝廷辟出空宅,把病人集中起来给予公费医疗,不仅如此,还赐安葬费以便及时安葬死于瘟疫的人,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另一方面抚恤活着的人。

  南北朝时期,面对疫情,齐太子萧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用来收治需要隔离治疗的病人。到了繁盛的唐代,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

  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也都是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抵御疫病的能力大为增强。

  除此之外,民办防疫机构也发挥了作用。

  为应对疫情,历代朝廷都做了很多努力,但传染性疾病集中爆发后,需要隔离治疗的人成千上万,仅靠官府力量难以应付。于是,各路民间力量就参与到共同救治的行动当中。

  唐朝时,许多寺院也参与到隔离防疫的救治中,其机构一般称为“悲田养病坊”。宋朝以后,细化为“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安乐病坊”等,承担着防疫、治疫的使命。

  1089年,苏轼刚任杭州知府,杭州地区就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一些药铺、医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药价,大发不义之财。人们四处求医,却在高昂的医药价格面前望而却步。这位大文豪意识到,必须尽快创办一家“贫民医院”以解百姓之苦。但办医院需要大笔资金,没有钱寸步难行,苏轼便拿出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办公经费”2000贯钱和多年积蓄50两黄金作为动资金。可这还是不够,他决定搞一次募捐。苏夫人首先站了出来,卖掉陪嫁的首饰力挺老公。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终于建起一所安乐病坊,集中收治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于是又一个问题来了:“隔离期”怎么过?被隔离起来的病人应该注意什么呢?对此,古人也有办法。

  饮食宜清淡。

  晋代医学家葛洪认为,隔离治疗的病人,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他在《肘后备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而清代医学家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则提出:“宣气之法,不但用药为然,如衣被宜洁净,饮食宜淡泊。”两人的观点都是说饮食要清淡。

  通风得做好。

  有些病人一旦被隔离,就关门闭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实际上,古代医学家早就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明代医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闽俗最可恨者……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同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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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要减少。

  一旦被隔离,为减少传染,病人尽量不外出。清人郑光祖在《一斑录》中指出:“历观时疫之兴,必甚于俦人广众往来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内院,故养静者不及也。”

  探视须谨慎。

  传染性强的病人,隔离期间应禁止医生以外的人员探视;对于病情稍轻的,也尽量不去探望,非去不可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凡去患病者家中探视,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使去为病人看喉,也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

  从中不难看出,疫情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但在“战疫”方面有不少方法是相通的,再加上今人的智慧和力量比古人高出了太多,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今人一定可以更加勇往直前,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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