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那么，在科技和医疗保障措施都不先进的情况下，古人如何“战疫”呢?

　　当时，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积饥荒，百姓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树皮、草根吃完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就捉老鼠吃。要命的是，无处觅食的老鼠体质变弱，自身携带的病菌较平时增多;加上当时天气干旱，鼠洞里温度升高，鼠疫杆菌大量繁殖。于是，鼠疫爆发，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的人口丧生。

　　《周易》虽不是医书，却最早提出了“隔离避疫”的理论，其中很多卦辞都涉及这方面内容，如：

　　“离卦之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大意是瘟疫突发，一定会造成严重伤亡，令人恐惧，人们纷纷避开。“节卦第一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丰卦六二爻辞：往得疑疾。”大意是瘟疫发生后，只要不出门，疾病就不会传播，也就没有危险;如果不隔离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

　　《论语·雍也》中也讲了一个隔离的故事。有一天，孔夫子的得意门生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视，然而，到了地方，孔子只是隔着窗户跟他说了会儿话就走了。这可不是孔夫子搞形式主义、敷衍了事，而是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传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黄帝内经》中把这种防疫隔离理论阐述得更加具体。

　　黄帝曾问岐伯：“我听说五疫发病，可互相传染，不论大人与幼儿，症状都一样，若不用上法治疗，怎样能使它不互相传染呢?”岐伯回答：“要想不被传染，首先要做到正气存内、增强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气，避免接触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传染病都是通过呼吸传入的。”

　　也因此，“养内避外”成为古代应对疫情的重要理论依据，一旦发生瘟疫，人们对染疫者通常都要先执行隔离，然后再进行治疗。

　　为了防疫，居家隔离的做法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

　　西晋时有一项规定，如果大臣家里感染瘟疫的人数超过3人，即便他自己没有发病也不能上朝，必须在家隔离，时间不少于100天。

　　这个隔离期实在太长，谁都会觉得憋得慌。当然，个别算盘打得精的官员就比较乐观了—拿着俸禄不干活，岂不是美事一桩?这样一来，大家都带薪休假去了，公务就没人管，以致耽误了不少要紧事。直到吏部尚书王彪之提出缩短隔离期的建议，这个100天的超级长假才宣告终结。

　　不过，居家隔离虽然便利，但要做到严格执行，必须有其他措施予以保证。在这方面，充满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早就建立起疫情报告制度。

　　秦朝时规定：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即秦朝时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朝廷会根据疫情派来医生进行检查和治疗，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关于防治“毒言”的立法。“毒言”指的是患有烈性传染病的人，意思是，知情者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与患者用同一器皿等。

　　到了西汉，还出现了专门的公立“传染病医院”。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朝廷辟出空宅，把病人集中起来给予公费医疗，不仅如此，还赐安葬费以便及时安葬死于瘟疫的人，一方面减少疫情传播，另一方面抚恤活着的人。

　　南北朝时期，面对疫情，齐太子萧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用来收治需要隔离治疗的病人。到了繁盛的唐代，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

　　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也都是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抵御疫病的能力大为增强。

　　除此之外，民办防疫机构也发挥了作用。

　　为应对疫情，历代朝廷都做了很多努力，但传染性疾病集中爆发后，需要隔离治疗的人成千上万，仅靠官府力量难以应付。于是，各路民间力量就参与到共同救治的行动当中。

　　唐朝时，许多寺院也参与到隔离防疫的救治中，其机构一般称为“悲田养病坊”。宋朝以后，细化为“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安乐病坊”等，承担着防疫、治疫的使命。

　　1089年，苏轼刚任杭州知府，杭州地区就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一些药铺、医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药价，大发不义之财。人们四处求医，却在高昂的医药价格面前望而却步。这位大文豪意识到，必须尽快创办一家“贫民医院”以解百姓之苦。但办医院需要大笔资金，没有钱寸步难行，苏轼便拿出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办公经费”2000贯钱和多年积蓄50两黄金作为启动资金。可这还是不够，他决定搞一次募捐。苏夫人首先站了出来，卖掉陪嫁的首饰力挺老公。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终于建起一所安乐病坊，集中收治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于是又一个问题来了：“隔离期”怎么过?被隔离起来的病人应该注意什么呢?对此，古人也有办法。

　　饮食宜清淡。

　　晋代医学家葛洪认为，隔离治疗的病人，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他在《肘后备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而清代医学家王学权在《重庆堂随笔》中则提出：“宣气之法，不但用药为然，如衣被宜洁净，饮食宜淡泊。”两人的观点都是说饮食要清淡。

　　通风得做好。

　　有些病人一旦被隔离，就关门闭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实际上，古代医学家早就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明代医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闽俗最可恨者……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同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

　　接触要减少。

　　一旦被隔离，为减少传染，病人尽量不外出。清人郑光祖在《一斑录》中指出：“历观时疫之兴，必甚于俦人广众往来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内院，故养静者不及也。”

　　探视须谨慎。

　　传染性强的病人，隔离期间应禁止医生以外的人员探视;对于病情稍轻的，也尽量不去探望，非去不可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清代医学家陈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凡去患病者家中探视，宜饱不宜饥，宜暂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远坐不宜近对。即使去为病人看喉，也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病家。

　　从中不难看出，疫情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但在“战疫”方面有不少方法是相通的，再加上今人的智慧和力量比古人高出了太多，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今人一定可以更加勇往直前，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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