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用人搞的是九品中正制，祖辈为贵、为官，则子孙为贵、为官;世族垄断仕途，不问贤愚才学，不问德操能耐。纨绔子弟既没什么水平，又荣华富贵享受惯了，上位后就容易尸位素餐，鲸吞民脂民膏。社会优质资源几乎皆为既得利益集团掌控，致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低贵贱都为世袭，社会肯定是一潭死水，朝廷自然也就丧失了人心。
到了南朝，宋孝武帝有感于“贵人掌机要”的弊端，决定抑制豪强，起用下层寒族。在他看来，寒族来自基层，有“基层工作经验”;为改变处境又勤奋好学，有真本事;而且他们吃苦吃惯了，略略给其改善生活，就容易满足，还会非常珍惜这工作岗位。因此，宋孝武帝放心地改变了干部任用体制。
这场革新确实给朝廷管理带来了一股新风，最少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了。然而，从理论推导似乎相当合理的“寒人掌机要”，后来却几乎变成了“机要养寒人”。
戴法兴出身寒微，老爹是个卖麻纱的小商贩，自己也曾卖过药材，可以说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后来在朝廷“寒人掌机要”的政策普照下，他升任吏部尚书，由此在人事方面大贪特贪，门庭若市，“家产并累千金”。
王秀之也来自底层，被任命为晋平市长，一到任，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贪足再说。晋平富饶，因此他一贪就贪了个盆满钵满。王市长大概是苦惯了的缘故，贪满了就走，走时大言不惭地说：个人吃了烂肚肠，大家吃了喷喷香，我已经捞足了，剩下归你们再来捞吧!
贪食的老鼠有社稷这个粮仓，耍威风的狐狸有老虎这个背景，什么事情不能做?后人形容那一段是“政以贿成”，朝廷大事都由行贿受贿来推动，刘宋后期朝廷就这样烂透了。
官职背后是一个大粮仓，粮仓由官员管理。有仓有粮，如果没有谁来监督，几乎所有的老鼠都会来鼠窃一把—别以为肥老鼠爱吃，瘦老鼠就不爱吃，在无人监管的仓库旁，瘦鼠也会变肥，肥鼠会变得更壮。
古代有俗语，“要致富，入仕途”。要富贵的人，何止富人?富人想更富，穷人则想脱贫致富。所以在官场里头，止贪之法，不在于用什么“人”，而在于用什么“法”。
无论是“贵人”还是“寒人”，他们的阶级属性也许不同，人的本性却是相同的。农民也罢，工人也罢，知识分子也罢，世家望族也罢，一旦把他们安排进官场，就一概不能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其身份上。魏晋搞的是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搞的是“寒人掌机要”，隋唐之后搞的是科举考试，各色人等都当过政，可是几千年来，腐败问题都没有解决。可见，贪腐与人的出身没有丝毫关系。所以，在进行廉政建设时，不要考虑什么人会贪、什么人不会贪，德才兼备的“官德”是靠不住的—到了官场，什么样的人都可能贪。唯有有效的监督和完善的监管，才能根除贪腐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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