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后,明代的遗民们为何又重新讨论永乐迁都?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明亡后遗民们为何又重新讨论“永乐迁都”?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有明一代的历史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其对明代政治以致社会文化之风气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一点自不需多言。在迁都之前,时人对于迁都利弊就有过很多争论,无论朝野,意见均不统一。最终永乐皇帝乾纲独断,排众议行迁都。而关于迁都的功过讨论以“都燕之辩”的题目贯穿于明代始终。在一些特殊时刻,这一问题又显得尤其尖锐,比如“土木之变”,则有人指斥其为都燕之弊,而明亡之后,处境尴尬的明遗民则又重拾这一话题,并给了它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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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士夫论争好“借题发挥”,“都燕之辩”给了他们评论当时政治的良好素材。其时,李自成攻入京城,时论有议请崇祯皇帝迁都南方,徐图再起,“都燕之辩”就在这样的背景重被提起。而最终崇祯帝选择了煤山自缢,不论是出于真的要以身殉国,还是为当时言论所逼迫,但为人所知的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那么问题又回到了“都燕之辩”上,因为这种形式的“守国门”也好,“死社稷”也罢,都是朱棣的预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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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殉国”了,但南明的政权却前仆后继。亡国遗民自然就陷入反思,时论有认为劝崇祯殉国为“弑君”的说法,主张迁都;有人则认为迁都就是怕死,就是投降,国亡就应归罪于这辈“降臣”。沿着这一说法进行逻辑回溯自然就回到了迁都的利弊上(永乐是往北迁,明亡是往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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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崇祯殉国,而遗民苟存本是“不合法”的,那么“都燕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对遗民生存合法性的论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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