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历史上真实的商王朝,商朝有哪些特有的习俗?
2020-08-18 13:42:41 费仲 盘庚 祖丁 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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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王朝世系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汤 、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康、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史籍保留商王朝所有国王的名字实际上是死后谥予的庙号,庙号都缀以十干中的一个字,这是“谥干”定其祭日,祭名甲者在甲日祭,乙者在乙日祭。这是商王朝所特有的习俗。

  1、商的先祖是契,协助夏族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商,商族就居住在今河北南部的漳水沿岸。商族活动区的东面是东夷地区,而夏族就在它的西南面(晋南豫西),因此,商族既受夏文华的影响,也受东夷文化的影响,与东夷族同以玄鸟(燕)为图腾,并产生了他们始祖产生于玄鸟卵的传说。

  公元前1600年前后,成汤推翻夏王朝而建立商王朝,都偃师,不久回到原先的聚居地亳。第十代国王仲丁在郑州西北的小双桥建造了一个比偃师商城更小一些的城堡,作为他的离宫别馆,也可能是都城。第二十代国王盘庚将都城从奄迁到了殷,殷都从此经历了商王朝最后八代十二王的政权生涯,长达253年。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经历了“先商”“早商”“晚商”三个大的阶段。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约60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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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嬴姓氏族去夏归商。殷人与秦人先祖起源于东方。专家指出:唐、虞文化发生在现山西省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丫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丫枝地带。殷商文化向西直达渭水流域,早与周文化相接触,而向东则达今山东、河北两省沿海,中间包有济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向东北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到汉水流域之中游,也可能抵达长江北岸。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在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有许多氏族部落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步向肥沃富饶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移动。后来,他们终于在中原地区汇合,并同当地的部落集团融合,而成为历史上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华夏族。在这些部落集团中,以后建立商王朝的商人,最初活动于东方;以后建立的周王朝的周人,最初活动于西方。

  上古时期,强大的炎黄部落联盟打败了东夷族首领蚩尤,东夷由轩辕黄帝的长子少昊管理。据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期间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最后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所取代。

  大费与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赐禹玄圭。禹对帝舜说平治水土之功,并非自己独有,大费亦有辅佐之功,暗示帝舜也应赏赐大费。于是,帝舜“赞禹功,其赐尔皁游”,说大费子孙后代将会繁盛。皁,皂。《索隐》:游音旒。谓赐以皁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索隐》: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故左传亦云“晋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辅佐帝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有政绩,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殷与秦有诸多相同之处:从观念信仰方面,殷人与秦人都奉“玄鸟”(燕)为祖先,留下了与玄鸟相关的祖先产生的传说,反映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共同的“图腾崇拜”,其共同崇拜的图腾就是燕。

  从经济生产的共同性看,殷与秦人先祖都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

  从墓制葬式看,秦人的陵墓形式遵循殷制,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有严格等级限制,秦墓仅以诸侯自居,不敢僭越。其他像墓壁、殉葬(腰坑、殉狗习俗)等方面,秦墓与殷墓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由此断定,秦与殷先祖属于同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最早生活在古代中国东海之滨,大约在山东半岛,后秦与殷西迁至中原一带,与夏融合在一起。

  《史记●秦本纪》记载: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以“姚姓之玉女”为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在殷商时期,秦人属于被殷商奴隶主统治驯服的一个氏族部落。由于秦人的祖先与商人的祖先为近族,故秦人同殷人在政治上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夏末(公元前17世纪),秦人去夏归商,发挥自己善驾驭的特长,助殷灭夏立有战功。夏以后,秦人的祖先始终为殷奴隶主忠心效劳,因“遂世有功,以佐殷国”,《史记》记载“嬴姓多显,遂为诸侯”,秦不少首领被殷商奴隶主提拔重用,成为殷商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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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荆楚降商。秦国和楚国的族源相同,都奉颛顼为远祖。《史记》说,蚩尤为东夷九族之首领,九族之人包括古秦人、古楚人。蚩尤是战神,东方各部落联盟首领,曾率东夷九族打败了炎帝部族,后来炎黄两大部族联手击败蚩尤统领的东夷九族,蚩尤被杀,东夷九族离散。其东夷族之一部,避祸来到江汉流域,在与当地土人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融合,形成了“三苗”。楚人是九黎三苗的后裔。

  从蚩尤之后,古秦族和古楚族开始分途。史载,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

  在尧舜禹时代,楚人仍然与华夏族展开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竹书纪年》有禹征三苗,“三苗将亡,天有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之记载。禹征三苗,实际上是夏夷联军共同征伐三苗。少皞族的首领皋陶、伯益是辅佐禹征三苗的最大功臣。

  考古学家指出,长江中游一带是古史传说的“三苗”部落所在区域。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长江中游群城迭起,文化璀璨,与古史传说的“三苗”部落时代相吻合,暗示当时长江中游已进入早期国家文明形态。在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特别是禹时期,已经进入国家文明的前夜,代表中原文化的“禹”对代表长江文明的“三苗”进行了讨伐,所说的“三苗”亦即南方地区,更准确地说,也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为中心的聚落,而后石家河文化面貌突变,并大量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当是与此传说事件吻合。

  直到商王朝时期,这个坚韧、剽悍、好战的民族才归入华夏族的统辖之下。《竹书纪年》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襃荆之旅。”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有土嘉之曰襃,无土建国曰封。”夏初的命氏,更多的是“襃”,西周初年的分封,更多的是“封”。楚之国号,为商王朝所赐,楚属于“襃”。荆楚民族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间,应该是从商朝武丁时期开始的。

  4、商是一个崇尚武功的王朝。商王朝一方面要抵御异族的入侵,一方面要镇压方国叛乱,有商一代,不论国王、诸侯、方伯,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方国养兵自重势必引起战备竞赛,这就刺激了将先进的青铜技术应用到军事。商王朝军队使用先进的青铜武器装备,如青铜制造的矛、戈、刀、箭、簇、剑等兵器,将领的盔甲,以青铜作为枢纽机械构件的战车,被称为“青铜之师”,在征伐异族和平定方国叛乱中尽显优势。在经常的征战中,商朝不但锻炼出一批能征善战的男性军事将领,而且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统帅妇好。妇好是商王朝第二十三位国王武丁的三位法定配偶之一,也是第二十四位商王祖庚的生母。她深得武丁宠信,地位显赫,曾主持国家祭祀,又带兵征战四方,参加过征讨巴方、土方、夷方的战斗,曾统率13000多人的大军对羌人作战,是当时商王朝主持军政大局的重要人物。武丁时期与之交战的方国部族达六七十个,其连续征战三年才使强敌鬼方成为商的盟国。在商朝军队的武力征伐或威慑下,一些方国被迫臣服,而非心悦诚服地归顺,这为商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在晚商,商王朝经常讨伐散居大西北的古老部落羌方,并把俘虏作为奴隶使用,使羌人对商王朝充满刻骨仇恨。商末,羌人和一些方国、部族积极投身于周武王伐纣大军,成为灭商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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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商是一个好吃好喝的王朝。从出土的商代器物,可以看到贵族奢华的生活,其精神与物质的享5受是丰富的。绝大多数礼器实际上是宴饮的炊器、肴器和酒器。商朝是个好吃好喝的王朝,以至其后的周王朝总结商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豪饮酗酒是一大祸害,专门作《酒诂》告诫国人。商王朝贵族豪吃海喝极为盛行,后世夸张称“酒池肉林”。商王朝的人口估计有543万~~790万,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大量造酒耗费海量粮食,这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于是不堪压迫的民众奋起反抗。商纣王虽天资聪颖,悟性极高,材力过人,但却荒淫残暴,臭名昭著。他以“炮烙之法”镇压反抗者。《史记·殷本纪》载,商末,“百姓怨望而诸侯有衅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即在铜柱上涂油,下以炭火加热,令有罪之人行其上,因为铜柱又滑又烫,人只能坠入炭火中被活活烧死。 纣大造宫殿,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炮烙百姓,终致民怨沸腾,周武王伐纣克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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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商是一个尚鬼重祭的王朝。商王朝将王权神秘化,强化人们的王权神授意识。武丁以后,先王死去后都称“帝”,成为天帝的“宾客',因此,祭祖就显得异常重要。祭必杀生,到商中晚期后发展到大量使用人牲。那些完全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底层成员(包括被俘虏、掠夺过来的人),被活生生地投入火中、沉入水中、埋入土中,或者死于刀斧之下,以示他们的灵魂被送到了神祇的身边供神驱使,从而取悦于神灵,求得神的庇佑。殷墟考古发现,一次人祭可以用300~~400名活人祭品。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人殉——把活人埋入坟墓去陪伴死者,殉葬者除了最下层社会成员外,还有商王的近臣、嬖妾和侍卫。《墨子》记载:“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完全符合商代的情况。商王死后,被杀殉陪葬的人都在几十至一二百人之间;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也发现了十五具人殉遗骨,可以辨认的有男性四人、女性二人、儿童二人。人殉,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商与周边异族更加敌对,预示着商王朝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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