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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齐、晋、燕、楚等老牌诸侯国相比，郑国的诞生时间晚得多。
它是周宣王于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把郑地封给了弟弟友，这才正式建国的。
友，也就成为了郑国的第一任国君——史称“郑桓公”。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郑桓公的“桓”是他死后获得的谥号，是个美谥;郑桓公的“公”，是他生前的爵位。
根据《左传·昭公十三年》中“子产曰:‘郑，伯男也。’”的说法，郑国的本爵其实是“伯男”。
之所以称郑桓公为“公”，按照陈恩林先生所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中的解释，是“畿内伯……入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称‘公’”。
即郑桓公属于“天子三公”的“公”。
他这样的公爵只限于一身一世，他的后世子孙必须恢复本爵。
当然，陈恩林先生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里面也提到了，“公”虽然是一种爵位，但在诸侯国内，国君无论是什么爵位，都是可以被尊称为公的，那是一种尊称。
不过，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孙子郑庄公的“公”可不是尊称，他俩也都是“天子三公王朝卿士”。
史家因此称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这爷孙仨为“郑氏三公”。
既然郑庄公的生前爵位也是“公”，为何《左传》总是左一句“郑伯”，右一句“郑伯”地称呼他?
这是故意的。
把郑庄公的爵位从“公”降为“伯”，不过是要表达出对他的谴责和批判。
作者还在《左传》记录的第一件大事“郑伯克段于鄢”里，明白无虞地解释了这六字的别有用心。
原文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意思是说：“段”虽然是郑庄公的亲兄弟，但他的行为不配称弟，所以无须标明他是郑庄公的兄弟;对郑庄公不称“公”而称“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克”字本是指两敌对势力之间的相生相杀，不应该用在兄弟之间，但他们兄弟犹如仇敌，所以用了“克”字。
“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的考究和安排，并不是《左传》的独创，更不是《左传》的首创，而是来源于《春秋》。
《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春秋》作注的史书，称“春秋三传”。
据传，《春秋》为孔子所作，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
其寓褒贬于直叙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故有“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之说。
“郑伯克段于鄢”的整件事在《春秋》中仅以“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带过。
《左传》则为我们详细记述了事件本末。
话说，郑伯是郑武公夫人武姜所生的嫡长子，取名“寤生”;段是武姜生的嫡次子，又名“共叔段”。
武姜喜共叔段而恶寤生，多次劝郑武公立叔段为太子。
郑武公没有理会，而按照周礼的“嫡长继承制”，坚持立寤生为太子。
郑武公死，14岁的太子寤生继承君位，即郑庄公。
武姜要求郑庄公把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封给自己心爱的幼子共叔段。
郑庄公考虑到制邑地势险要，生怕共叔段守不住，让母亲另外挑选。
武姜于是另选了京邑。
郑庄公就把京邑封给了叔段。
大夫祭仲觉得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合礼制，强烈反对。
郑庄公无奈地说：“这是母亲武姜的要求，我不敢反对啊。”
祭仲说：“你把这么大的封邑给了叔段，一旦他的势力滋长蔓延，就难以控制了。”
郑庄公安慰他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叔段的势力果然增长得很快，郑国西边和北边的边邑都倒向了他。
公子吕向郑庄公报告说：“叔段的势力快要赶上国君了，一个国家是不能有两个国君，您快想办法除掉他呀。”
郑庄公黯然回答说：“不用除掉他，他会自己灭亡的。”
但共叔段并没有自己灭亡，势力继续膨胀，一直延伸到了廪延(当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
公子封担心得不行，说：“快点动手吧，不然局面会难以收拾。”
郑庄公摇头说：“他对君主不义，对兄长不亲，一定会灭亡的。”
然而，共叔段整顿好兵马，密约母亲武姜为内应，悍然起兵了。
郑庄公侦知共叔段起兵的日期，先下手为强，发兵讨伐共叔段。
共叔段大败，逃回京邑。
郑庄公乘胜进攻京邑。
共叔段守不住，逃往鄢邑(在今河南许昌鄢陵县北)。
郑庄公继续攻打到了鄢邑。
共叔段再败，逃亡到了共国(今河南辉县)。
这样，共叔段之乱被平定了。
郑庄公恼怒于母亲武姜的偏心眼，命人把她安置到城颍(当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对天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但是，他很快就反悔了。
一年之后，在颍考叔的建议下，郑庄公“掘地见母”，和母亲和好如初。
事件就是这么一个事件。
《公羊传》把《春秋》这一“克段”之隐义阐发得更加明显，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谷梁传》也说郑庄公除共叔段是“处心积虑”。
其实不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春秋三传”把郑庄公说成是阴狠毒辣的野心家，在孔子的引导下，后世几乎一致把郑庄公认定为阴险狠毒、奸诈虚伪、睚眦必报之徒。
东汉大儒杨震大加指责郑庄公，说他“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
南宋人吕祖谦在《春秋左氏传说》骂郑庄公是“古今大恶”，说他对共叔段采用了“钓鱼执法”的手段，强词夺理地说什么“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叔段，叔段何负于庄公?”直把郑庄公骂得狗头喷血。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沿袭前人之说，骂郑庄公“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
蔡奡的话尤其恶毒，说：“忍哉寤生!幽母杀弟，狡狯性成，流秽青史。”
马骕甚至说郑庄公乃是“千古罪人”，大有一锤定音之势。
实际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根本就是一个死结。
像郑庄公与共叔段这种为争夺君位而上演的骨肉相残的惨剧，在历史上真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远的不说，就说在郑庄公所生活的时代，晋国曲沃翼城之争也已经悄然上演了。
后世唐朝的“玄武门事变”，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九龙夺嫡”等等，更是把这种斗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味责怪郑庄公“失教”，没有教导好弟弟，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满口胡柴郑庄公“以兵机施于骨肉”，实在苍白无力。
话说回来，为什么自孔子而后的历代儒家名人如此不待见郑庄公呢?
究其原因，郑庄公”幽母杀弟“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郑庄公后来起兵对抗了周桓王，还胆大包天射伤了周桓王。
事情是这样的：
郑庄公为了对付共叔段，很长一段时间顾不上入朝协助周平王处理朝政。周平王没办法，就把朝政交付给了虢国国君虢公，不知不觉地冷落了郑庄公了。
郑庄公这边缓过气来了，埋怨周平王只顾信任虢公，不把自己当回事。
周平王及时作出了解释，为了消除“误会”，他主动把太子孤送到郑国去居住，以示对郑国的信任。
这样，天子和诸侯之间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互换人质。
这在孔子他们看来，这君不君，臣不臣的，真是乱了套了。
不用说，郑庄公这么做，属于大逆不道。
但更过分的事还在后头。
周平王在公元前720年驾崩了，一直在郑国当人质的太子孤返回了京城，继承了王位。
谁也没有想到，太子孤命薄，王位还没坐暖，他就挂了。
那么，就轮到孤的儿子姬林继位了。
这姬林就是周桓王了。
周桓王认为父亲的死，都是郑庄公给害的。
他认为，父亲如果不是在郑国当人质吃了太多的苦头，是不可能这么早就离世的。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他恨上了郑庄公。
少不更事的周桓王越想越气，最终热血上涌，脑袋发昏，宣布解除郑庄公在朝中的政务，转手把朝政都交给了虢公打理。
郑庄公身为一代雄主，没来由地吃了这个哑巴亏，气得不行。
但人家周桓王贵为天子，他也不敢怎么着，只能另外找地方泄愤。
说来也巧，宋国、卫国作乱，而郑国之前和宋国也有过过节，郑庄公因此把目光投向了宋国。他就点起兵马，假借周桓王的名义，“以王命讨不庭”，大举讨伐宋国。
打着周桓王旗号的郑庄公，得到了齐国和鲁国的支持，很快攻破了宋国，逐杀了宋国的国君宋荡公，另立了公子冯为宋国的新国君，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宋国。
郑庄公大大地出了一口气，满意而归。
但是，周桓王听说郑庄公假借自己的名义去打人扬威，不干了，先是下令撤去了郑庄公左卿士的职位，后来又征调起蔡、卫、陈三国前往征讨郑庄公。
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天子亲自带着诸侯国的军队前来问罪，那么，作为诸侯国的一方，就必须赶紧认错了。
但郑庄公不肯受这样的窝囊气，整军迎战。
于是，周、郑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市东北二十里)开战了。
刀枪无眼，周桓王在混战中被射中了一箭，大败而还。
至此，周王室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形象被破坏了。
诸侯问鼎，群雄争霸的局面由此纷至沓来，春秋大混战宣告开始。
这让孔子等人气急败坏。
在孔子的心目中，夏、商、周三代是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他曾经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夏、商、周三代的美好之处在哪儿呢?
《论语·颜渊》中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你做你的君主，他做他的臣子，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不得与君争，各安天命，各自认清自己的位置，都规规矩矩，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二者不能交换，社会的等级名分一律都不要变动，彼此都与世无争，那么就天下太平了。
不难看出，要社会的等级名分一律都不变动，只是孔子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是运动的。西周末期，中国奴隶制度行将崩溃、封建制度蓬勃兴起，郑庄公对抗周王室，不过是反制约的表现，和其此前平定共叔段的叛乱一样，都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表现。
可以说，郑庄公的所作所为，是独立个体要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实现新的一统天下的主观需要，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乃是大势所趋的大历史潮流。
孔子等人缺乏这样的历史观，只能“礼乐崩坏”的痛哭中，把一腔怨气撒向了第一个挑战周王室尊严的郑庄公。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郑庄公就被诅咒成为了“古今大恶”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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