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为何会成为三国时期群雄逐鹿的大舞台呢?
2020-08-24 14:46:59 武圣人 张飞 刘备 关羽

  你知道荆州吗?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详细介绍。

  荆州,在三国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曾是魏、蜀、吴三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也是许多著名三国故事的发生地。

  与曹操共事多年的荀彧曾向其建议,“先定河北,后修复旧京”,最后“南临荆州”,便可 “天下大定”,将夺取荆州作为成就霸业的最后一步棋。

  诸葛亮出山时,为一无所有的刘备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其中提到:“荆州北据汉、沔 ,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提出先取荆州,再取益州,待天下有变,以荆州之兵趋宛、洛,益州之兵进关中,进图中原,一统天下。

  东吴的鲁肃也曾向孙权赞扬荆州的险要和富饶:“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三国时期杰出的战略家们都将荆州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提高到了“得荆州者得天下”的地位。

  荆州,为何会成为群雄逐鹿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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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直接或间接提到“荆州”的章回多达三分之二,这让现代的湖北荆州人自豪不已。

  但其实汉末三国时荆州的概念,要远比现在的荆州市大得多。

  三国时的荆州,下辖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南郡等八郡,辖境大致上是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

  当时荆州的范围,向北延伸至今河南境内,向南可达今广西桂林、广东韶关境内,向东到今鄂、赣交界,向西到今贵州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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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中心在两湖平原,即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地势平坦,略呈盆地形状。周围山川纵横,北有汉水、大洪水,南有五岭,西有巫山,东有大别山、罗霄山等作为天然屏障。

  在大运河开凿之前,荆州是贯通南北,左右东西的交通中心。长江中游横贯整个荆州,溯江而上可达巴蜀,沿江而下可通吴越,北有汉、沔相连,南有湘、资、沅、澧,四水相通。

  想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形胜之地站稳脚跟可不容易,有一个人却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统治了荆州近二十年的时间,将该地区发展为一块战略要地。

  他,就是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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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之乱是开三国乱世的关键,荆州加入乱世角逐的起因,也与董卓有点儿关系。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结盟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起兵响应,带兵途径襄阳,本想顺便请荆州刺史王睿一同出兵。

  王睿是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王祥的伯父,也出自名门望族琅琊王氏,平日里一向看不起孙坚。

  王睿收到孙坚的邀请后,不仅没有立马同意,还想先借刀杀人干掉自己在荆州的政敌——武陵太守曹寅,因此对孙坚宣称,只有曹寅死了他才肯出兵讨伐董卓。

  曹寅是个聪明人,想起不久前桥瑁檄诏诸侯讨伐董卓的招数,学着伪造了一篇檄文,借光禄大夫温毅的名号列举王睿罪状,请孙坚将王睿逮捕归案。

  孙坚一向急性子,早就对王睿之前对他的轻蔑态度不满,干脆清算旧账,将矛头转向王睿。王睿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孙坚追着打,走投无路之际吞金自杀。

  王睿死后,荆州成了一块无主之地,亟需一位继任者。

  东汉朝廷将这一重任交给汉室宗亲出身的刘表,任命他为荆州牧。

  刘表是当时名士,早年曾拜经学大师王畅为师,熟读儒家经典,名列“八俊”之一。后来卷入党锢之祸,被诬陷为朋党,成了宦官的重点打击对象。

  党禁解除后,刘表被何进推荐入朝,之后一直在京为官。刘表以贤能著称,何进和宦官争斗时,他置身事外,董卓进京时,他也不做出头鸟,简单说,就是一个老实人。

  在刘表到达荆州之前,荆州一度陷入失控的局面——北面被袁术占领,各郡县暴乱四起,当地宗族势力划地而治,屯聚自守,形成数十股宗贼(以宗族、乡里关系而组成的武装集团)。

  半生失意的刘表从洛阳启程,单枪匹马来到局势动荡的荆州,可谓前途未卜。不曾想,这个在中央备受桎梏的老实人,竟宛如蛟龙入海,迅速地控制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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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身一人掀不起风浪。刘表一到荆州就先去拜访蒯越、蒯良、蔡瑁等地方豪族,而这些地方大族眼见荆州处于崩溃的边缘,也都希望有一个领袖来主持大局。

  为了争取地方豪族的信任,刘表对蒯越委以重任,拜为章陵太守,又娶蔡瑁的姐姐为妻,和荆州本地豪族建立政治联姻。

  蒯越向刘表建议,打出仁政德治的旗号,稳定荆州政局,对那些划地而治的宗贼进行招抚、诱杀,将他们的部曲收归帐下。

  宗贼的首领大多贪婪自私,各自为战,他们手下的乌合之众也都希望归附仁德之主,过几天安稳日子。

  刘表就让蒯越将在荆州作乱的数十名宗贼首领请来赴宴,在宴会中将他们全部斩杀,随后将这些军队全部收入麾下,没有大动干戈就平定了荆州境内的叛乱。

  在经营荆州之初,刘表有几分危机意识,他为提防来自北方的威胁,也为了伺机夺取荆州北部的南阳郡,而将治所向北移至襄阳,应付来自荆州北面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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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盘踞在襄阳周围的袁术军队被荆州将士包围,寡不敌众,只好撤离。

  之后,建安元年(196年),董卓的余党张济因军中缺粮,从关中进军荆州时,又被弓箭射死。随后其侄子张绣率领部下向刘表投降,屯驻于襄阳以北的宛城,自称是刘表的“北藩”。

  在解决内部的反叛和外部的入侵后,荆州除北部南阳郡之外的其余七郡,全部听从刘表号令,“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经过刘表近20年的经营,荆州岁月静好,与世无争,百姓远离战乱,大批北方士人南下避难。荆州一度成为战乱中少有的经济、文化极其繁荣的地区。

  刘表的事业达到巅峰,却只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就此止步不前。

  当刘表逐渐老去,觊觎荆州的英雄大有人在,他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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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十三年(208年),是荆州命运转折之年,无论是扫平北方的曹操、坐领江东的孙权,还是寄人篱下的刘备,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荆州。

  这一年,孙权率先向荆州发起冲击,接受鲁肃的计策,在猛将甘宁的协助下,带兵向西攻打镇守江夏的黄祖,打开了通往荆州的东大门。

  江夏位于汉水下游,三方阻水,湖泊密布,易守难攻。汉水下游又称夏水,夏水的入江口称夏口,也叫汉口。

  后来,孙权为加强防御又在夏口附近修筑武昌城,并曾迁都至此。这一地区即为现在武汉的前身。不过在三国时期,此地只是一处交通枢纽,还没有成为湖北的龙头老大。

  与此同时,曹操为南下完成统一大业,也做好进军荆州的准备。他以相当土豪的方式筹备南征,直接在邺城凿开了一个人工湖泊玄武池训练水军。

  曹操的大军南下时,刘表已经病逝。他的继承人刘琮据有军事重镇襄阳,却不敢与曹军正面交锋,在兵临城下时听从蔡瑁等当地豪族的建议,不战而降。

  刘琮降曹的举措,本来是顺应历史潮流,使荆州免于遭受兵燹之灾,可谁也没想到,历经近20年和平的荆州,就此陷入长达半个多世纪连绵不休的战乱。

  众所周知,在夺取荆州后,曹操顺流而下,虎视江东,在赤壁遭遇孙刘联军痛击,最终只能无奈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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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家对荆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逐渐在荆州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曹操占据襄阳、南阳;孙权占据南郡、江夏;刘备则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和江夏的鄂县、夏口等部分要地。

  其中,孙、刘两家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只因他们都将荆州作为立国的根本,孙刘联盟因此陷入随时破裂的局面。

  5

  在诸葛亮《隆中对》的设想中,刘备西进巴蜀,北伐中原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就是荆州,其中,扼守长江中游要冲的南郡治所江陵(今荆州市)尤为重要。

  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中心,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通夷陵,既可以作为抵御曹操的战略重镇,也可以作为沿江西取益州的军事基地。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曾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亦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三大重心中,荆州指的就是古代的江陵。

  但是,江陵却在孙权手中。赤壁之战后,孙吴对南郡的曹军发动了长达一年的进攻。

  江陵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周瑜先后攻打几次都无功而返,甚至在与镇守江陵的曹仁交战时被飞箭射中,身负重伤。为了鼓舞士气,他甚至带伤巡视军营,坚持在江北扎营,与曹军对峙。

  直到曹军损失惨重,孤立无援,周瑜才成功攻下江陵。

  人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拿下的军事重镇,刘备却说要就要,这便有了“借荆州”这桩公案。

  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亲自赴京口面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对于这次大胆的冒险行动,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担心东吴会乘机扣押刘备,以吞并刘备占有的荆州四郡,便力谏刘备取消这次行程。

  但半生戎马的刘备颇有勇气,不顾性命之危而坚持前往。他向孙权提出的理由是,刘表的旧部大多前来投靠,现在的根据地实在太小,不足以安民,请求向孙权借点儿地盘。

  实际上,刘备的目的就是要得到江陵。

  孙权内心很矛盾,在赤壁之战前夕共同主战的周瑜和鲁肃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鲁肃力主借“荆州”给刘备,共同对抗曹操。

  鲁肃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是孙吴军队初到荆州,未得民心,立足未稳,不如借刘备的力量安抚他们,二是刘备占据江陵,就是给曹操多树一个敌人,让孙吴多一个屏障。

  周瑜则坚决反对将江陵借给刘备,并劝孙权将刘备扣留,以美女、玩物削弱其心志。

  为了坚定孙权的信念,周瑜提出了从江陵出兵巴蜀的战略。但是,在出兵巴蜀的路上,周瑜骤然病逝,接任其职务的鲁肃再次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共拒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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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自知此时和刘备为敌只会两败俱伤,于是将周瑜经过一年苦战夺取的江陵交给刘备。刘备由此掌握了入川的门户,开始进军益州,实施“跨有荆益”的战略。

  作为交换条件,刘备退出江夏,还从长沙郡分出汉昌郡,由鲁肃任太守。孙权在荆州所占的地盘和江东由此连成一片,而江陵作为荆州抗曹的主战场,也为孙吴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这是孙权从“借荆州”得到的好处。史书记载,当曹操正在写字时得知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一时震惊,落笔于地。

  6

  实际上,孙吴与荆州的联系比蜀汉更密切。

  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跨有荆益”战略的一大缺陷,就在于从地理形势看,相互毗连的荆州与益州彼此联系条件极差,两地相隔有千里之遥,且有山川险阻。

  益州高山环绕,更有南北走向的巫山山脉阻挡,在当时的条件下陆路难行,荆益两州交往主要只能依靠长江水道交通,尤其是靠三峡相连。

  然而三峡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从荆州的夷陵到益州的江州,两岸都是重岩叠嶂的大峡谷,“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只有水流平缓的季节才适合行船,还要小心崖壁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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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相反,荆州与孙吴的根据地扬州地理关系密切,同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几乎没有天然屏障阻隔,水路交通便捷。《隋书·地理志》中也有荆州“风俗物产,颇同扬州”的说法,由此可见两地关系相近。

  早在孙策起兵时,就曾向江都名士张纮请教如何在江东立足的策略。

  张纮当时已向孙策提出“投丹阳,收兵吴会,荆、扬可一”的战略。意思是说,占据长江下游的江东,就可以江东为根基进占长江中游的荆州,由此据长江,扫灭群雄,成就霸业。

  后来,鲁肃进一步向继承父兄基业的孙权分析形势。

  鲁肃为孙权提出的战略是:第一步,夺取荆州,消灭江夏的黄祖和襄阳的刘表;第二步,向长江上游进军,夺取益州,这一点与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想法一致;第三步,与北方的曹操划江而治,争夺天下,成就如汉高祖一样的帝业。

  在孙吴的建国方针中,荆州早就在计划之内。

  位于江东上游的荆州,就像孙吴的门户,而掌握这一门户的钥匙一旦掌握在两个对手手中,西面受制于蜀汉,北面受制于曹魏,就关系到孙吴的存亡。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借荆州”成了孙刘联盟给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这一矛盾终于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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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留守荆州的关羽利用曹、孙在淮南交战,曹魏兵马东调之机,留下少量兵马守江陵、公安,率领其余军队大举北伐,围攻曹魏所占据的襄阳、樊城。

  襄阳因位于襄水之阳而得名,是南北交通的要冲。鄂西北多为低山丘陵,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岘山,周围山川环绕,易守难攻,民间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一说。

  除此之外,襄阳利于农业屯垦,当地气候温和湿润,是湖北全省日照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可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粮饷。

  清初学者顾祖禹曾说:“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自三国开始,襄阳作为军事重镇,成为无数攻城者的梦魇。

  曹操以襄阳作为中原许昌、洛阳的屏障,即便关羽得天时之利,适逢当年八月汉水暴涨,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也没能攻下襄阳。

  不过,曹操还是有些慌,一度打算迁都以避其锋芒。

  此时,司马懿劝谏道:

  于禁将军为汉水所淹,并非战败,而是天灾,对国家大计没有什么损失。刘备、孙权二人外亲内疏,孙权一定不愿看到关羽得志。可派人劝孙权偷袭关羽后方,答应将打下来的荆州地盘归他所有,襄樊之围自然就化解了。

  曹操采纳司马懿的建议,与孙权暗中联合,荆州局势风云突变。

  在袭取荆州前,孙权仍为是否与刘备撕破脸感到困惑。他问吕蒙,应该向北取徐州,还是向西取荆州。

  吕蒙说,徐州并无重兵驻守,取之不难,然其地为“骁骑所骋”,并不易守,还是袭取荆州,占据整个长江流域更有利。

  之后,吕蒙诈病,推荐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陆逊代自己镇守上游,以此让关羽放松警惕。

  陆逊一上任,就给关羽写了一封信,吹嘘关羽北伐的战绩,自称自己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即便是当年晋文公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也不如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壮举。

  关羽看完信,更不把江东放在心上,将江陵的部队逐渐调往前线,而此时,吕蒙已经到达柴桑,准备白衣渡江。

  吕蒙亲自挑选一支精兵,扮作商人模样,昼夜兼程,偷袭江陵。

  等到关羽得知江陵失守时,为时已晚。当年十二月,关羽退守麦城,最终为吴军所擒杀。

  从此以后,原来为三家所分割的荆州,就此被曹、孙两家所占,直到三国重归一统。

  失去荆州,对刘备集团而言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这几乎宣告诸葛亮的隆中对彻底破产。

  跨有荆益,待天下有变,荆州之军向宛洛,益州之众出秦川的计划,从此只存在于隆中草堂的远大理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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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孙吴袭取荆州后,吴、蜀之战的焦点转移到夷陵。

  前文所述的荆州各城中,襄阳为荆州北部重镇,江陵是荆州的中心,江夏是荆州的东大门,而夷陵(西陵),是荆州的西大门。

  由益州东出荆州,需通过全长500里的三峡地区。从白帝城,经巫县、巴东、秭归,最后到达夷陵,所谓“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夷陵作为三峡的东出口,扼守荆州要道,上控巴夔,下引荆襄,一旦失守,荆州难保。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称帝仅三个月后,试图以武力夺回荆州,率领大军东征。

  临危受命的孙吴新任大都督陆逊避其锋芒,率军5万一直退到夷陵坚守不出。手下将领多次请求出兵迎击,陆逊都不为所动。

  陆逊上书孙权说:“夷陵是军事要地,得到容易,失去也容易。失去夷陵,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郡,可能是整个荆州。”陆逊早已做好谋划,要借夷陵的地势击溃蜀军。

  蜀军被阻挡于夷陵,刘备只能被迫沿着三峡扎营,从巫峡到夷陵,连营700里,为避暑热,又将营寨安于山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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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蜀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后,陆逊才在蜀军疲弱之际发起反击,火烧连营,并率军四面围攻。蜀军营寨土崩瓦解,上万士兵浮尸江面,刘备战败逃到白帝城。

  夷陵之败让刘备悲愤交加,他叹道:“我被陆逊羞辱,这是天意啊!”此话确实有一定道理,若无夷陵扼守荆州上游,蜀军南下后,荆州一马平川。

  后来,蜀汉灭亡,陆逊之子陆抗镇守荆州与魏、晋交战时,也将夷陵视为防御的重中之重。

  他深深担忧,一直到临终前还上书吴主孙皓

  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陆抗反复强调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建议孙皓加强夷陵的守备。

  然而,荒淫残暴的孙皓只顾享乐,基本把皇帝当副业,自然也没把陆抗的忠告当回事,不再加强夷陵一带的防御。与此同时,晋将王濬已经在长江上游修造楼船,操练水军。

  有学者认为,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就在荆州上游。

  太康元年(280年),西晋派出巴蜀之兵东出,襄阳之军南下。

  王濬率领一路晋军从成都出发,顺流而下到达夷陵,与刘备东征路线一致。

  随着夷陵被晋军攻克,孙吴在荆州上游的防线顷刻间崩溃。

  荆州下游无险可守,孙吴不堪一击,王濬几乎兵不血刃,从武昌顺着长江长驱直入,抵达建业,孙皓自缚,出城投降。西晋就此完成了当年刘备未能实现的东征。

  从刘表跨蹈汉南,到三国重归一统,荆州的局势始终影响着天下大势。

  这片锦绣山河,谱写了一曲最壮美的英雄史诗,不曾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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